显影现实，激活记忆 ——顾铮眼中的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
“当前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摄影家与社会对纪实摄影作为文化批判装置意义的认识远远不够。一些社会问题，比如环保问题、消费文化与当代生活的关系、以追求现代化为代价出现的贫困问题等都没有在纪实摄影中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严肃回应”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上海
责任编辑：杨子
上海的初秋，梧桐叶飘落街头，偶尔能听见枯叶上的步履声。
幸福里侧巷深处，日式咖啡馆，户外小院一片静寂，时间的枝桠在墙上留下记认，凝视的人像探出身来，斜倚着……
顾铮从帆布包里取出相机，对着满墙随风拂动的爬山虎，拍下多张不同视角的照片……观照中国当代摄影流变，他的镜头也是这般精微，聚焦历史这面老墙，爬梳错综蔓生的脉络。
“作为评论家，我其实就是个‘寄生虫’。”
顾铮专事影像评论，早已是圈内名家，姿态却相当低调。“我只是‘寄生’于摄影师创作实践的评论人，根据我对媒介的了解，去挖掘自己的感受，有时颇受限制，但也有机会深入探讨个体的成长。”
凝视“景观”，见证时代
新作《中国当代摄影景观》面世以来，“著名摄影史家”的称谓让顾铮有些头疼，他诚惶诚恐，一再强调，“我不认为能用‘史’来作为书名，这是从我个人立场和视野出发看到的被限定的‘景观’，反映了我对历史的看法。”
新著分为上编“现象”和下编“个案”两大部分，顾铮以纪念碑显微镜的双重视域，点面结合地勾勒出中国当代摄影自1980年至2020年的发展样貌，“我希望‘现象’和‘个案’形成互补，从宏观到微观，让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摄影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开阔的视野。个案分配，照顾到不同摄影样式和语言，例如侯登科从事传统纪实摄影，杨福东将虚拟和纪实结合，王国锋运用数码技术重构现实画面……不同个案让我们认识到摄影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1980年代，受时代思潮影响，民间摄影群体在各地涌现，顾铮加入上海摄影团体“北河盟”，宣布“以谁也不能替代的眼睛，去认识谁都面临的世界”。
在顾铮看来，1980年代标志着中国当代摄影的“重新启动”。“随着新时期到来，自主观看的可能性终于出现。1980年代摄影最值得重视的方面是，个体的苏醒、归来，以及个体为争取个人观看的权利的不懈努力。”
2022年春天，顾铮和家人都经历了上海的静默期，但他的创作却依然活跃，两个月间拍摄了几千张照片，其中，有他和太太挂在阳台上的两件当作防护服用的透白雨衣，灰冷色调，氛围清寂；也有昏黄灯光下被弃的几只口罩，仿佛“挺立”在地面上；还有他在小区里“拉物资”，一手扶着平板车，腾出另一只手举起相机，拍下自己被黑夜拉长的黑影……“记录的都是疫情中的日常，我给这批作品取名‘疫常’系列。”
当一个全球性灾害事件发生时，一场“图像风暴”就会席卷全球。
“摄影的灾害记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后世保存视觉资料与文献，防止人类对于自己历史的失忆。”自2020年疫情暴发起，顾铮持续关注“面对灾害的摄影”，提出值得深思的议题：“将灾难视觉化，于摄影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但更考验人的是，你是从人性出发，去面对这些有时甚至是挑战人性的灾害，还是服从于某些话语的要求去扭曲自己的观看以适应某种话语？”
摄影镜头通常聚焦具体的对象，但疫情的出现却给摄影师带来新的挑战——因为病毒不可见。关于“摄影如何表征病毒”，顾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