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荔钠：关于年老、死亡、记忆，我一直想不明白

杨荔钠生活照 （受访者提供/图）

“人在地狱里面也会变老”

2021年，导演杨荔钠开始拍摄剧情片《妈妈！》，一年后成片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并且获得官方场刊评分最高分。影片在今年中秋节正式上映，八天后票房突破5000万。

这是国内银幕上少见的题材，关于两位老年女性，一对母女。妈妈蒋玉芝上世纪30年代出生，经历过抗日战争、政治动荡，丈夫生前是考古工作者，常年离家；女儿冯济真出生在新中国，16岁那年父亲去世，她自我惩罚了半辈子，没再笑过。

冯济真在65岁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记忆的衰退使她维持几十年的体面、尊严、理性垮塌，她对周围充满敌意，幻听幻觉里常常出现父亲。最后，冯济真向“陌生人”蒋玉芝袒露了关于父亲死亡的心结——与她有关。

年老、死亡、记忆，是贯穿杨荔钠将近三十年影像创作的母题。“我一直想不明白。”杨荔钠说——她今年50岁，留着板寸，说话不疾不徐，采访当天正好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她在等待下午4点的一场连线对谈，讨论如何面对记忆消逝——“但是我如果通过作品能给自己答案或者能给他人答案，或者发问，其实也是这些作品的意义，对吧？”

发问是从她24岁开始的。1996年，在话剧团担任戏剧演员的杨荔钠第一次拿起摄像机，彼时她还不知道怎么拍摄一部电影，但看到太阳底下坐着一群黑黑的老头，非常美，于是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几乎每天都拿着摄像机跟他们待在一起。由此拍摄出她的第一部纪录片《老头》（1999），也是中国第一部DV纪录片。

后来拍摄对象一个接一个离世，有些被她目击、记录，好像一堂生死大课。年轻的杨荔钠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她写过遗书，“就像写情书一样”，准备好跟这个世界告别。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外婆、奶奶去世那会儿，杨荔钠想明白了，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出生就有多少人去世，才不那么害怕了。

现在杨荔钠会在梦里见到老头们，比如第一次梦到宋大爷是他刚去世，阳光照在他穿着蓝衬衫的身上，特别好看。杨荔钠问他，大爷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宋大爷不说话。最后一次梦到他时，他在一个黑暗的好像地下车库的地方，坐在他的小推车旁边，仍然不说话。“但是他的脸一次比一次不清楚，我想他怕我害怕，觉得会吓到我，就不让我看清他的脸，然后他就离开了。马尔克斯不就说人在地狱里面也会变老吗？我觉得他说得对。他们可能真的会变老，就像我们活着的人变老一样。”杨荔钠会想，如果现在50岁的她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他们还认不认得她呢？

在她的另一部纪录片《老安》（2009）中，94岁的老安喜欢跳舞，他在天坛公园结识了小他近四十岁的舞伴小魏，两人互生好感，小魏成了他的情人，并照料他起居。老安生病住院后小魏常来探望，忽然再也不来了。他不知道，小魏在一天下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出院后老安独自去小魏墓前大哭一场。“我就说所有的人的情感情绪当中，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离别，包括生离死别。”

“我会记得他们每一个人，于大爷、宋大爷、吴大爷、曹大爷、唐大爷、李大爷，对吧？他们叫我小杨子。”杨荔钠至今仍能喊出《老头》所有拍摄对象的名字，“真的是每天相见，泡在一起，我不去的时候他们也会来我家敲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小杨子，快回去把摄像机拿来。我觉得那时候特别美妙，但是你看这种美妙它就会消失，只存在于过往的回忆中。所以说回到阿尔茨海默病，我现在对他们的印象会不会随着记忆的消失就真的不存在了，还是说他们存在过，但是我想不起来他们，到底哪个是更悲哀？”

记忆的善变狡黠同样在纪录片《我的邻居说鬼子》（2007）中出现过。《老头》拍到尾声，杨荔钠有一天看完《辛德勒名单》，她想到她的长辈们，于是下楼去找他们，听他们讲二战时期的经历。结尾一个老头在幼儿园门口对着镜头说，有没有日本人来，有，是有，但也好像没有，我可记不清了，你们还是去问问能记得清楚的人。

“也是关于记忆和遗忘对吗？所以我的影片虽然命题不一样，但是探讨的内容多少都有重叠。”杨荔钠说。

现在她仍在持续拍摄纪录片，包括已经拍了超过20年的《野草》，这部拍摄青岛孤儿院孩子的纪录片，她打算拍到这些孩子结婚、有小孩之后。

甚至每拍完一部剧情片，杨荔钠都要拍一部纪录片。剧情片涉及资金、人员统筹，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你要创造，从你的内部往外给”；而纪录片一直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