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中心”:美国汉学家柯文和他的转向

他传承费正清的思想,同时也反叛了他。对“冲击—回应”理论的批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成为他职业生涯前半期的重要主题。

“历史学家必须是多面手,不仅要熟悉现在的语言,还要在人类可能的范围内熟悉过去的语言。”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06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李慕琰

在代表作《历史三调》中,柯文以义和团运动为观察对象,解析了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引导读者更深地理解了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图为1920年代的北京正阳门大街,义和团运动期间正阳门前的商业街曾遭到重创。 (视觉中国/图)

在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中,柯文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航标式人物。美国汉学发展的主要脉络之一,就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两次研究方法转变——从“冲击—回应”理论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后者又受到质疑和挑战,这也反映了美国历史学家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的角度和视野。

柯文的学术生涯贯穿于这条脉络之中,他的个人经历因此也见证了学术史的发展。1984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柯文出版了他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个多少有点耸动的书名吸引了读者的目光,更令当时读者拍案称快的是,柯文在书中全面批判了美国汉学中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他主张研究中国历史,就要从中国内部出发,面对真正的中国问题。

“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自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时,笼罩美国汉学界的“冲击—回应”理论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归因于西方的冲击,漠视了中国内生性的力量。这种理论来自柯文的导师费正清,它曾是上一代汉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范式,当时尚未受到严厉而全面的检视。柯文认为它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需要一个武器来全面转换汉学研究的范式。“中国中心观”成为了他的武器。

在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采访中,柯文婉拒了有关个人生活的提问,更希望将采访聚焦于他的学术思想。

和他新出版的学术自传《走过两遍的路》如出一辙,他强调个人际遇并不是这本书的重点,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整个的职业生涯,“更具体地说,就是我对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考的演变过程”。

柯文的学术生涯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他前半生的代表作,将他推上了一种新研究范式的主将地位;《历史三调》则是他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他跳出了中国历史,开始关心历史认识论问题。

现年88岁的柯文对中国的兴趣持续了大半生,“历史的复杂性是其巨大的吸引力之一”。在后来的阶段他越发感觉到,不同文化所面临的难题,常常因为人性相通,而产生相似的反应。“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他在《走过两遍的路》里写道。

“按照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来重建中国历史”

柯文生于1934年,他的家庭是纽约长岛北岸的一家颇具规模的服装制造商,祖父与父亲都是这一行业的知名商人。优渥的家境使柯文从小便可以寻找自己人生的兴趣和志向。高中时,他的数学很好,很多人都以为他会走上工程师的道路,但父亲知道他无志于此,在写给儿子的一些信里,他鼓励柯文说:“人生的前17年,你一直轻视金钱……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柯文还是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当时他唯一清楚的,是自己爱好读书,而唯一可以继续读书的办法,就是去申请研究生。“我与历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柯文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入读历史专业是误打误撞,而在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门下的求学经历,让这种误打误撞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1955年,柯文入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而就在前一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作出版了经典作品《冲击与回应》。在这本书中,费正清提出了解释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经典范式,即“冲击—回应”范式。按照这种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被简化为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冲破传统框架动力的社会,在19世纪中叶经过西方的冲击之后,才发生了巨变,并向现代社会演变。

以如今的学术观点看,这样的解释框架未免过于片面和武断,但在当时,“冲击—回应”理论已经是一种更加“平衡”的理论。柯文以基督教的中国传教史举例,“我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认为这只是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只是美国经验的一个方面。”而费正清的理论,至少已经关注到中国人的“回应”。

“冲击—回应”理论一经提出,便完全覆盖了原先那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的史学范式,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柯文的第一本书《中国与基督教》(1963)便是这种范式笼罩之下的产物。与原先只关注传教士活动的研究不同,这本书“更关注理解和评估传教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柯文比费正清走得更远,他认为费正清在扭转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他传承费正清的思想,同时也反叛了他。对“冲击—回应”理论的批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成为他职业生涯前半期的重要主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柯文认为自己从一开始接触中国历史,便不自觉地有一种内部视角。“那时我工作的最大动力就是希望进入中国内部,尽可能按照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来重建中国历史。”柯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他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理论,只是拥有一颗朴素的同理心。

对柯文来说,费正清所关注的中国的“回应”,是远远不够的,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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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蓁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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