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杂交水稻种子县,一颗种子的人情、市场和秩序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种业全球化竞争,种子县见证过狂热与混乱,也生发出市场与秩序。

彼时丁绍文的种子经纪生意已颇具规模,但他儿子的首选,却是去当地小学当一名体育老师。

县领导对种业“富士康”的定位并不满意。上游是研发、选育,中游是制种,下游是市场、营销,尽管建宁种子名声在外,但很难吸引来上下游环节。

发自:福建建宁

责任编辑:吴筱羽

福建建宁县,农户在制种田间。 (受访者/图)

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拥有最了解水稻种子的人民调解员。

一片60亩的水田,被划成大小两块,先后种上两个品种的杂交水稻制种组合。

不同组合之间需要隔离,以避免花期重合串粉,长出不合格的种子。种子经纪人王寿(化名)打算以时间换空间,等到别人的第一批组合种下后二十天再播种自己的第二批,刚好错开花期。

王寿是第一年当种子经纪,或是经验不足,或是心存侥幸,他没采取更稳妥的做法——留出更长的间隔期。结果气温异常,第二批组合长势迅猛,花期重合了。

这是2020年初的一起纠纷,建宁县溪口镇高圳村的两户种子经纪人,为此到该镇司法所寻求调解。

建宁是国内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全国超过10%的杂交水稻种子产自该县,溪口镇又是当中制种历史最悠久的乡镇。

一颗杂交水稻种子在种下地之前,要经历众多环节:实验室里选育、组培,挑选合适的父本、母本试种测产,通过筛选的组合,大型种业公司会通过各种渠道分发到农户手中,并在几个月后回购制成的种子,再卖出去。

流程和工艺繁复,上下游牵扯的主体众多,纠纷也就纷繁复杂。

过去四十余年,位于产业中游的建宁种业江湖,形成了一些化解纠纷的惯例,地方政府将其吸纳成文,写入地方管理办法,好比是这片土地的“种业宪章”。

那起发生在高圳村的纠纷,“宪章”有条款与之对应:“因两个不同制种组合造成的串粉情况,采取割小留大的原则,被割制种田补偿标准为1800元/亩-2000元/亩。”

王寿的田保留了下来。他承认自己计算农时有误,愿意承担80%的赔偿,纠纷由此平息。

建宁地处武夷山脉中段,村庄被丘陵、山脉和溪流环抱。1970年代以来,杂交水稻种子逐渐遍布这里的田野山川,同时也塑造了县乡的规则与人情。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种业全球化竞争,种子县见证过狂热与混乱,也生发出市场与秩序。

不同于可以自行留种的常规稻,种植杂交水稻的农户每年都要购买新的种子,这意味着长期连续的信任,也为秩序的生发提供了长期主义的土壤。

种子法庭

九成农户参与制种的建宁,在2022年5月拥有了最懂种子的巡回法庭,9名常任工作人员都稔熟于杂交水稻制种,其中一名法官的父母曾是制种农户。

“我没有在法庭上被当事人质疑不懂制种。”建宁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潘华东工作已近三十年,如今分管这个专业法庭。

但类似的质疑时常发生在其他地区的涉种诉讼中。

2018年,一家建宁种子合作社和多位在邻县包地制种的建宁农户发生纠纷。近年由于县内制种面积饱和,越来越多农户到周边区县,甚至邻近的江西省包地制种。

涉事农户将合作社诉至邻县法院,合作社在上诉时指责“一审法官对于杂交水稻制种的专业知识根本没有了解清楚就随意判决”。

合作社所说的专业知识,是指根据制种时间不同,分为“早制”“中制”和“秋制”,他们认为法院混淆了中制和秋制,将合同对秋制田约定的保底条款套用在部分中制田上。

“秋季制种存在各种较大风险,因此才约定保底。”上诉人在庭审中解释。

但事实上,双方仅签订了一份秋制合同,合作社也无法证明其所称的中制田包括哪些部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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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 校对: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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