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 去日本调查汉文典籍

编者按:

2022年8月6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严绍璗逝世,享年82岁。他是著名比较文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中国日本学家,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严绍璗曾获号称“日本文化研究诺贝尔奖”的“山片蟠桃文化奖”,也是首届“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和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开创了比较文学“发生学”研究和“日本汉籍文献学”。在比较文学、日本学、古典文献学,以及国际汉学 (中国学) 诸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并且在这些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
1974年,严绍璗参加“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走访日本各著名大学,“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便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

此后30年里,他多次往返日本,对那里至今保存着的我国自上古以来到17世纪的汉文文献典籍做了全面调査,收录并甄别了一万零八百余种文典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杨子

 

(受访者提供/图)

“中华书局竟然出这样的书”

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三卷本《日藏汉籍善本书录》,380余万字,作者严绍璗,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他将这部著作视为自己的“墓志铭”。写到后期,感觉自己已入垂暮之年、身体不济,担忧写不完怎么办。

2022年8月6日,严绍璗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他担忧的事情没有发生。

从18岁到北大读书,到后来任教数十年。从思想成长、定型,到学术上勇猛精进,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成长,严绍璗都在北大获得。他坦言自己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很多想法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太太总是要他少发表意见,说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严绍璗知道的是象牙塔内的事情,是如何治学。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院长钱婉约评价严绍璗:“从上一代学人手中接过了理想与抱负,也包含了清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落后于邻邦的抱憾,扛起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使命。”

写这本书的念头萌生于1974年,当时,严绍璗参加“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走访日本各著名大学,他在自述中称,“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激愤和惆怅融成难以名状的心情,于是,便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

特殊的历史时期,访日结束回到国内,为了“洗涤从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污染”,严绍璗接受上级安排,到北大锅炉房做运煤工两个半月,工作时间是每晚9点到次日清晨5点。白天,他频繁参与相关外交事务,如接待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参与接待以吉川幸次郎为团长的“日本政府文化使节团”等等;夜里,他化身运煤工,锅炉房是他全部的天地。

此后30年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翻天覆地,象牙塔内,严绍璗初衷不改。为这本书,他多次往返日本,对那里至今保存着的我国自上古以来到17世纪的汉文文献典籍做了全面调査,收录并甄别了一万零八百余种文典,综合记述了它们在文化史意义上大致的来龙去脉,目的是为了寻找和建立研究上述各个领域的基本的“事实源点”。

北大和清华举办这部书的“学术研讨会”,称此书的编撰与出版不仅是对一个作者、一个学校、一个学科具有积极的意义,事实上它为人文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日本文学会前会长中西进教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读过一些中国学者研究日中文学关系和日本文学的论文,心里有许多疑虑。 后来我读了严绍璗的著作和论文,深深感到‘北京大学はやはり北京大学た’(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啊)! ”

200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地在京都举办了名为“严绍璗先生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纪念”的祝贺会。这是日本国家人文研究机构第一次为一个中国人的一部著作举办“出版祝贺会”。他们认为这部书录的编撰成功,“为推进日本文化研究增加了助力”。户川芳郎理事长说,“这本来是应该由我们日本学者做的工作,现在由一位中国教授完成了。我为我们日本人感到遗憾,我们为严先生感到光荣!”

与此同时,这本书在国内引起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完全是外行做的,劝诫严绍璗还是做“中日关系研究吧”。他们责问“中华书局竟然也出这样的书”,言下之意是一个“外行”做了一本“糟透了的书”。这种愤懑在严绍璗看来,是自己在学科界限上“严重越轨”“搅了他人的饭碗”所致。

该书出版三年后,2010年底日本设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唯一奖项“山片蟠桃文化赏”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授予严绍璗第23届“山片蟠桃文化奖”——该奖每3年颁发一次,此前中国获奖者只有周一良先生。

谈及学术道路的选择,严绍璗提到梁启超。梁先生当年对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自嘲道,这本书“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严绍璗说自己的学术观念和具体的学术作业就像这本书一样,实在无法让它在眼下的“单一学科”的某个范畴内就范。他认为,近代关于人文学术的“分类”所造成的“壁垒”常常会使“不安分”的学人陷入尴尬境地。

有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严绍璗谈及的某人某事有所质疑,严绍璗很认真地说:我是有日记的。“说实话,学海本无涯,我们上下这几代人耽搁的时间以及面临的陷阱实在太多,在漫长的学术史上,大概只能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认真记录下我们在这个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时代的阅历、观察与思考,或许更值得期待,也更有价值。”

陈平原知道严绍璗有这个写作计划,他感到可惜的是,能言善辩、特会讲古的严老师,留存在五卷本文集里的“自述”实在太少。不知是因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还是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严老师的回忆录最终没能完成。

1960年代,严绍璗和爱人邓岳芬 (受访者提供/图)

从上海到北京

195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未名湖上空升起了艳丽多彩的礼花,把湖面、水塔、石舫、古钟,还有全校欢乐的人群,照得通体鲜亮。正是在这辉煌的一刻,严绍璗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在他的记忆中,北京大学从这时起近50年的漫长岁月中,只有这一次为庆祝共和国诞生10周年并欢迎59级新生,才有如此灿烂的礼花。

马寅初校长在东操场大会上欢迎新生,他用浓重的宁波、绍兴一带的官话说:“各位,兄弟今天代表学校当局,欢迎诸位来北大念书,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这些话让年轻的严绍璗兴奋了好几天。

来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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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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