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西方人的中国因缘】约翰爵士：分享中国的喜悦

约翰·薄毅德爵士（Sir John Dixon Ikle Boyd）在外交和教育领域建树丰富。1992年到1996年，约翰爵士担任英国驻日本大使，此后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担任院长长达10年。此外，他还曾经担任大英博物馆的主席。曾在当时的港督尤德爵士手下工作过的约翰爵士，由于尤德夫人的邀请和举荐，接任李约瑟研究所董事会主席并任职至今。

约翰爵士说，在众多的事务中，或许音乐占据了他很多时间。不过，“我的很多外语都退步了，但是我希望可以保持我的中文水平，使我可以读中文书”。我享受学习语言的过程

■约翰爵士，您是否还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兴趣的?

约翰爵士：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是我从剑桥本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准备去耶鲁读两年研究生，还不太确定要用这两年来做什么。我有个耶鲁教授朋友，你可能听说过他，托马斯·斯宾瑟（Thomas Spence），他现在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他比我早一年取得奖学金，他说他的科目是中国研究，他推荐我学中文。那就是我对中国和中文感兴趣的开始。之后我加入了外交部。后来我又去香港大学学习两年。然后到驻北京大使馆当二秘。中国那时正是“文革”时期。1970年代，我因为工作回到了内地，并见到了邓小平，然后我又呆在了香港，为总督尤德爵士工作，也就是尤德爵士夫人的丈夫，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都是非常好的人。现在，我的夫人想要写本关于中国的书。去年我在中国旅游，还上了泰山祈福，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您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正值 “文革”，那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段时期，尤其是对于西方人来说。您看到当时发生的一切，是什么感受？是否很震惊？

约翰爵士：是的，震惊是很准确的词。当然，在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