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热浪下的发展新动能

2022年9月3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厂商展示的氢燃料电池车。 （视觉中国/图）

碳中和元年已过，但围绕碳中和的讨论热度并没有降温。

国际上，一边是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计划在接下来10年内投资3690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域，其气候投资规模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另一边是俄乌冲突使得欧洲多国能源价格飞涨，影响发电行业低碳转型脚步，甚至出现“集体放弃碳中和”的不实传言。

在国内，“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含义逐渐清晰，顶层设计“1+N”政策体系愈发完善，“碳中和基金”雨后春笋般涌现，高校纷纷设立碳中和研究院和双碳专业，碳排放管理员等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在就业市场上广受欢迎。

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一些行业高度依赖资源密集型和高污染制造业，并不可持续，经济向绿色高质量转型成为各界共识。

“双碳”不单纯是一个环保理念，这个关键词带来的变革，更描绘了中国未来几十年新增长故事的底层逻辑。

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碳达峰、碳中和促使整个社会发生系统性变革，既为各地带来发展机遇，也在倒逼地方下定决心，解决随之而来的挑战。

双碳：新一轮全球发展竞赛

新一轮全球发展竞赛，随着各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徐徐拉开大幕。

“激进”一些的国家如德国，宣布于2045年前实现碳中和；更主流的如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将碳中和目标定在2050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碳中和目标则定于2070年。

这其中，许多国家碳排放已经达峰。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2020年实现碳达峰的国家有53个，约占全球排放量的40%。欧洲一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已碳达峰，美国和日本也分别在2007、2010年前后达峰。

表面上看，各国纷纷在2020年提出碳中和目标是国际公约的要求。根据2015年国际社会达成的《巴黎协定》，所有缔约方在2020年前提交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MCS）。

但在各国不同的碳中和目标背后，是全球在维护能源安全、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抢占未来技术领先地位等的新一轮竞争。漫长的竞赛已经开始，谁赢得比赛，谁就掌握了新的发展主动权。

首先，碳中和目标将倒逼能源转型，维护能源安全。“如果说20世纪的全球能源安全框架以石油为基础，21世纪的能源安全则将是以电力为主的全面能源安全。”国际能源署（IEA）前署长田中伸男曾指出。

欧盟对此深有体会。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国家天然气、石油等能源价格飙升，供应缺口扩大，许多国家不得已重启煤电或推迟退煤进程，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也受到影响。

其次，在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泥潭背景下，全球亟需一套新的经济复苏方案。双碳为核心的绿色复苏，可以撬动新一轮规模庞大的资本支出，实现经济的低碳转型。

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绿色协议”投资计划，该计划总投资规模预计将达到1万亿欧元，在未来十年内陆续投入，以帮助欧盟国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中，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以及开发氢能等低碳能源将是该计划重点。“对欧盟来说，当前目标是找到正确的项目进行投资，大规模创新、可再生能源、清洁交通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将比以前更加重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据能源基金会对美国最近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2022》分析指出，该法案将为美国清洁能源行业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预计带动超过4.1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创造150万-170万就业岗位，带动美国光伏行业爆发式增长。结合最近刚刚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和《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美国21世纪20年代针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将远超以往任何十年。这些法案的立法精神都很明确：应对气候变化政策除了气候变化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重振本土制造业，实现经济去碳化发展。

再次，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需要大幅消减现有的碳排放，还要等待技术突破带来的“质变”破局。但IEA评估认为，到2070年有35%的减排量所依靠的技术目前仍处于原型或示范阶段，有40%的技术尚未被开发出来，商业汽车运输、海洋和航空运输、冶金、水泥生产和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突破性减排技术均不成熟。

在这种背景下，双碳目标将倒逼技术进步。各国已纷纷加大在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CCUS等方面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

寻找经济新动能

中国提出双碳的内在逻辑也与其他国家相似——倒逼经济高质量发展，寻找增长新动能。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丁守海等人撰文指出，中国依赖外向型经济的这一弱点，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跨国转移与产品附加值低下而逐渐放大；能源结构中，“一煤独大”的能源格局难以改变，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赖程度高，能源安全难以保障；创新驱动能力不足，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等。

而双碳目标可以赋能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活力，推动技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的高质量转型。

正如中央多次提出，“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在碳中和赋能新增长动能的多条路径中，科技创新尤为关键。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2010年至2019年期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近2.7万亿美元（大型水电站除外），是前几十年投资总额的三到四倍，中国贡献比例高达30％。

新能源汽车行业是另一个赛道，其被视作未来减少碳排放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代表性行业之一。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其产业链长、关联度高、消费拉动大，2021年汽车类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9%。根据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整车累计消费约1.6万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值约4.8万亿元。

“新能源汽车发展，表面上看改变的是汽车产业，实际上影响和改变的是多个关联产业和汽车生态。”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表示，汽车产业链正由传统链条，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新三链加快转型，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正在逐步演变成汽车、能源、交通、通信等多领域多主体参与的“网状生态”，产业融合创新进一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表示，多个国家把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经济复苏的动力，欧美日韩多国均在加速向电动化/零排放转型，并加大对电动汽车的补贴力度和投资额度。以美国《通胀削减法案2022》为例，该法案就提出为中低收入人群购买满足要求（组件美国本土制造占比等）的电动车最多提供7500美元/车税收抵免，并新增二手车4000美元/年补贴。

我国也在加紧脚步。根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至2030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到40%左右，即用五年的时间将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提升一半。

带来就业良机

目前中国已经在一些双碳行业成为全球领跑者。例如，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的最大投资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新能源车产销连续7年世界第一；先进储能产业规模也居世界前列。

IEA报告称，中国正在成为清洁能源创新的世界领袖。自2015年以来，中国用于低碳能源研发的公共开支增加了70%。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方面的专利活动中占了近10%。近年来，中国的初创企业吸引了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早期能源风险投资。

双碳行业的投资不仅拉动经济增长，也意味着带来众多就业良机。

许多研究表明，能源转型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IEA 2021年发布的《全球能源行业2050净零排放路线图》，到2030年，虽然全球化石燃料部门可能减少500万个职位，但在清洁能源、能效提升、低排放技术方面总共可以创造超过3000万个工作岗位。IEA电力展望部门负责人Brent Wanner在报告发布会现场说，预计到2030年，全球年度能源投资总额将猛增至5万亿美元，是现在的3倍多，可推动全球GDP增量每年提升0.4个百分点，加速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

以美国纽约市为例，该市为实现2025年市政供电100%为清洁电力的目标，启动两个绿色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利用纽约州北部和加拿大的风能、太阳能和水电项目为纽约市供电。两个项目将为本地创造约1万个工作岗位，并带来约82亿美元的经济发展投资。

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统计，2020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作人员在450万人左右，与煤炭生产领域的工人数相当。2030年低碳领域的就业人数可达6300万人，约5850万人的可再生能源就业缺口将极大提升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

重构区域发展格局

双碳目标在提供新增长动能的同时，亦有可能重构区域发展格局。

2021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把各地划为三种类别。第一类是碳排放已经基本稳定的地区，例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第二类是产业结构较轻、能源结构较优的地区，例如海南、西藏、青海等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双碳目标给它们提供了“更换跑道”的机遇；第三类是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地区和资源型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地，将面临节能降碳、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更严峻考验。

双碳目标下，各省将迎来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撰文表示，可再生能源资源分布的地域差异将带来产业格局的变化。我国建设了从西部外送清洁能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成为清洁能源的外送基地。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成为高载能产业集聚和生产的吸引要素。

碳中和目标将导致部分产业“西进”，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新变化，并影响区域经济版图。考虑到经济成本和能源指标的压力，东部地区部分高耗能产业，风、光、水有关的一些装备制造业，还有绿氢产业可能向西部、北部地区转移。能源格局和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有利于缩小东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收入差距。

山多沟深的四川也是一个例子。四川省交通厅交通勘察设计院总经理助理梁瑶说，四川的地形为丰沛的江水带来落差，水电成为四川发展低碳产业的一大优势。“现在很多技术是用火电来电解制氢，而四川可以用水电来制氢，更加绿色。”四川和重庆有了“成渝氢走廊”的战略规划，意图优化川渝地区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

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还可能会出现产业转移。周宏春认为，双碳压力下，大城市的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能将外迁，而有经济增长需求的中小城市愿意承接。

提高新增长保障机制，警惕“碳冒进”

双碳的水温持续上升，双碳为各区域、地方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需要关注地方双碳目标保障机制，警惕冒进。

在碳中和全国一盘棋之下，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一个挑战。山东、江苏、河北、内蒙古、河南碳排放总量位居全国前5位，面临较大的碳减排和绿色低碳转型压力。中西部地区可能将面临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资源型企业竞争力不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型人才短缺、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等诸多挑战。

中小城市用于低碳转型的财政资金相对有限，缺乏“双碳”技术人才，如果没有低碳清洁技术的创新、转移和扩散的相关融资机制，低碳清洁技术可能无法在中小城市中广泛应用。

除了政策倾斜和财政资金支持以外，区域实现减碳层面的“共同富裕”要依靠多种市场手段。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庞军等人撰文建议，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使环境成本在能源价格中得到充分体现，以利于中西部能源大省获得充足的碳减排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全国统一碳市场，促进各行业节能减排，并通过适度的碳配额拍卖筹措碳减排资金；对于碳交易未覆盖行业和企业，适时征收碳税，并利用碳税收入为中西部地区提供碳减排资金。

碳冒进，是另一个挑战。202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2021年8月17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跑偏”的表现：有的地方、行业、企业“抢头彩”心切，提出的目标超越发展阶段；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项目搞“一刀切”关停；有的金融机构骤然对煤电等项目抽贷断贷。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表示，有的地方政府出现“明里高调推进双碳目标、背里搞碳冲锋”的问题。2021年，面对疫情的冲击，地方政府和一些央企希望通过投资打破经济的低迷状态。与此同时，市场从疫情中复苏，也对原材料有较大的需求。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投资见效相对较慢，煤炭电力等基础性的原材料行业，能带来最直接的收益，“但这是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