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完的金克木

（崔恒正/图）

起初

2022年8月，金克木诞辰110周年到来前，在上海一家云南餐馆里，青年批评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回忆起过去。

上个世纪末，黄德海还在山东上大学，校门口有间小书店，老板娘卷发，红嘴唇，黑红色指甲。同学们逛书店，多是为了看老板娘。老板娘冷冷的，一脸嫌弃。某天，黄德海在书店看到一本《末班车》，作者：金克木。“我一看目录，书里好像天南海北谈了很多东西，便拎过去请老板娘结账。老板娘拿起书，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笑了一下。我现在完全忘记她长什么模样了，但那个笑我记得非常清楚，心里认定是她对我的鼓励。带着这一笑的能量，我晚上回去一口气就把这本《末班车》读完了，觉得说出了我很多想说又不能说出来的话。”

大受启发的黄德海对金克木开始感兴趣，便到处去找他的其余作品来读。他花了七八年时间，差不多将金克木的书收齐，但那本《庄谐新集》一直没找到。彼时，黄德海已经从山东来到上海读研究生。课堂上，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汝伦讲到金克木，大赞。课后，黄德海问，张老师是否有《庄谐新集》？张汝伦说，金先生的书，我全都有。下次上课，黄德海看到了张汝伦带来的书。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前段时间，黄德海将自己编的《金克木编年录》寄给了张汝伦。张汝伦已经记不起当年借书的事，但对黄德海的这本书，大赞。

20年前，黄德海在复旦课堂听张汝伦讲康德。再往前20年，康德决定了张汝伦是否能进金克木家门。

1980年代初，张汝伦在复旦读研究生，硕士论文做的是解释学。那时候，在中国，没什么人讲这门学问。他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解释学的文章，作者金克木。“当时只知道他是北大教授，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张汝伦去北京，打听到金克木的住处，前往敲门。金克木来开门，问：你是哪里来的？张汝伦说，我在复旦读西方哲学，因为写论文，看到您的文章，想来讨教讨教。金克木说，你做西方哲学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答对了，你就可以进来。

“是什么问题呢？”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他问我，在康德那里，‘形式’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虽然听上去很稀松平常，但不是那么好回答的。我回答了以后，他哈哈大笑，说，对了，在他那里，形式就是内容。”

这次进了金克木家门之后，张汝伦再到北京，有机会就去拜访金克木。“如果他对你这个人还觉得可以的话，他会不断地说。他讲话的信息量极大啊，没有废话，每去一次，你都觉得很受用，跟他谈话那才是脑洞大开。”

钱文忠对金克木脑洞大开的谈话形容得很生动。1984年，钱文忠就读北大梵文班。金克木此时已经72岁，不再上课。钱文忠去拜访金克木。他的导师季羡林和金克木同住在北大朗润园13公寓。

  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这在北大是颇为奇怪的）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说”。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法语、德语，自然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把着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一边叙述着自己身上的各种疾病，我也听不清楚，反正好像重要的器官都讲到了；一边还是英语、法语、德语、梵语和“这不对”，“搞错了”……最后的结束语居然是：“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跟很多人见面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不当真。”钱文忠说。

资深编辑陆灏有着相似的回忆，“金先生总是说自己老了，眼花、耳背、气喘、甚至不久于人世了。读他的文章，听他聊天，又何尝见得半点老态？若说与时代潮流息息相通，接受新思想，操纵新武器，年轻人也不一定赶得上他的‘时髦’。”陆灏的总结是：“耐读的金克木，也是难读的金克木。”

“几个人能够真正了解金先生呢？”钱文忠的疑问是许多人的疑问。

作家叶稚珊曾是《群言》杂志的主编，每次拜访金克木，也都是听得云里雾里。她约过金克木一篇访谈《如是我闻》。“他当时不愿意接受访谈，”叶稚珊说，“这篇访谈其实是他自问自答。”

金克木在这篇访谈的开头说：“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说我是教员也许还可以。因为我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除了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以外就是当教员。”

在1985年版的《旧巢痕》里，金克木用“辛竹”这个笔名，在开头写了一段小引：“我有一个曾经同我形影不离的朋友，他喜欢自言自语似地对我谈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话时沉没在回忆之中几乎忘了我这个听话人的存在。”他是在说自己。他是讲话的人，也是听讲的人。

旧巢

北大朗润园13公寓，金克木一个人在下围棋。“我印象很深，是一个雨天。”叶稚珊说，“他不跟别人下棋，自己这边看看，然后换到另一边看看。感觉他的脑细胞比别人多好多，脑子不停在动，人也在动。”叶稚珊的丈夫是作家徐城北，徐城北那时候忽然对围棋感兴趣，但听金克木讲了一通围棋之后，觉得学不了，太深奥。徐城北惊讶于金克木的博学，不止围棋，就连徐城北研究的京剧领域，金克木说的一些东西，徐城北都不一定知道。

金克木的围棋是跟他大嫂学的。在《旧巢痕》里，大嫂给了年幼的金克木两本书，一是《桃花泉弈谱》，一是《弈理指归图》。

大嫂对他说，“下棋、唱曲子比不得写字、画画、作诗。可是都得会。这些都得在小时候打底子，容易入门。将来应酬场上不会受人欺负。长大了再学，就晚了。你们男人家什么样人都会碰见的，什么事都会遇到的。光背四书五经，不够用。现在不比从前了。不是考八股文中状元了。文的、武的，上中下三等都得懂一点。世道越来越难了。变了。像上一辈那样做官，靠不住了。再过些天，你去打开书箱，晒晒书，顺便长点知识。趁小时候，各方面打点底子。少玩一点，就有了，长大了不会吃亏的。”

金克木对这些话似懂非懂，只知道是要教他本事，而且是让他多看书，至于什么本事，什么书，却一点也不明白。大概是因为这一切都很新鲜，所以给他留下了一个多少年也不磨灭的印象。大嫂是他的第一个老师。

1934年秋，金克木在北平

大嫂所言“像上一辈那样做官”，指的是金克木的父亲。他曾是江西万载县知县。黄德海查了《万载县志》，在光绪三十二年“知县事”栏录有：“金沛田，字心农，安徽寿州优贡。”

8岁前的人生，金克木写在了小说体的《旧巢痕》里。“对金克木有了解的人，才读得懂这本书。”叶稚珊说。

金克木说过为什么写这本书。“写此书于七十年代末，为给上山下乡儿女知道前代的事，不为发表。过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议，所以不像小说也不足为怪。”

金克木是笔名。他最早的名字叫金业勤，1912年8月14日出生。当时父亲59岁，母亲19岁。母亲江西万载县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