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谈“零次分配”丨共富征途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受访者供图/图）

白重恩教授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20年8月24日，他获邀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据经管学院官网介绍，他于1993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美国波士顿学院、香港大学和清华大学；2018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15-2018年，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目前，他还担任“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等多项职务。

共同富裕的目标已然明确，实现它的途径在哪里？2022年8月30日，就这一话题，南方周末记者对白重恩教授进行了视频专访。

捐赠应尊重自愿原则

南方周末：“共同富裕”是2021年国家发展的一个关键词，在您看来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如何在“三次分配”上进行改革？

白重恩：按照传统来说，我们讲共同富裕就是讲三次分配。我逐一来解释。

初次分配，也就是初次收入分配，即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劳动者、资本的所有者、企业家等，在市场中共同参与活动，市场活动产生价值，然后这个价值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

在初次分配中，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中央的精神。

比如说我是一个劳动者，我会在市场上寻找最好的机会，市场也评价我的贡献。如果这个市场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这样做效率是最高的。所以初次分配主要是讲效率，留在其他环节来追求公平。

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市场能有效地评价要素的贡献。但实际中不完全是这样，比如有些企业有垄断地位，有的是在准入方面，属于行政性的垄断，也有的行业它会自然地形成大规模，比如说互联网平台企业，它的存在就是把各个交易方连接起来，平台越大，连接的交易方就越多，效率就越高。

南方周末：初次分配是效率优先的，所以再分配时更多顾及到公平？

白重恩：再分配，指政府利用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初次分配进行调节。

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由政府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要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就要有资源的收集和获取，也就是税收。收入高的人，应该是贡献要大一点，比如说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税制安排。即使是增值税，大家的税率是一样的，但是消费比较多的人，交的税也较多。在政府的收入上，高收入者应该贡献更多。

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我们的原则是均等化。为了保障社会公平，希望每个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了实现它，过去这些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够有财力来提供跟其他地区比较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

还有社会保障，其中养老很重要。养老是统账结合，一个是统筹账户，一个是个人账户，统筹账户中有比较大的再分配的成分。过去这些年，我们对社保资金在地区间的统筹加大了力度，使一些原本困难的地区，比如东北，得到了支持，保障它的养老保险能够正常运行。

再分配中也存在困难之处。比如个人所得税的两难，我们希望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稍高一点，但实际中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还是工薪阶层是主要的负担者，真正收入特别高的人，比如说企业所有者，个人所得税对他来说不一定是主要部分，这里面怎么平衡？而中间的那一部分人，可能是创新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怎么能吸引他们、鼓励他们做更多的创新，那就要求个人所得税累进的程度不能过高，过高就会影响创新。

南方周末：那么第三次分配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

白重恩：第三次分配，是指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

它执行不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执行好，可以带来非常好的结果。关键在于怎么执行。对有能力支持公益的人，如果能找到好的渠道，让他们做出贡献，其实对他们人生价值的实现，也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这里需要强调的问题是，第三次分配应该是自愿的。如果在执行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尊重自愿原则，它的积极作用可能就会受到负面影响，负面影响可能更大一些。

强制的部分，应该留给税收来做。如果我们认为税收不合理，那就去改变税收制度，制度化的改变的好处就是让人们的预期很清晰，不担心被滥用。第三次分配中，如果不自愿，就可能影响人们的预期，担心滥用，那就适得其反。

首提“零次分配”

南方周末：为了促进“共同富裕”，您提出了“零次分配”概念，指在初次分配，也就是进入生产之前，均衡各要素在群体之间的分配，兼顾公平和效率。

白重恩：我之所以提“零次分配”，是因为这个概念可以帮我们把一些问题想得更清楚。比如说教育的公平，也就是说在进入初次分配之前，我们能不能在人力资本的积累方面创造更加公平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环节的公平，它本身就有效率，我想世界上可能最大的浪费就是让一个有潜力的人不能发挥他的潜力。

零次分配，最大的考虑就是公平，而且零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是一体的。再分配里面有一些情况下效率和公平是有冲突的，而零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率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只有平等地获得教育机会，才会使整体的效率最大化。所以我把这种一个人参与经济活动之前就已经做的分配，叫零次分配。

还有一些，比如就业机会的均等，每个人获得资金的机会，都应该是均等的。考虑到不同人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不同的人可能要为资金付出价格，但除此之外，他获得资金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

南方周末：那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机会均等”，而要提出“零次分配”这个概念？

白重恩：我下面要讲的例子可能就不仅仅是机会均等，而是要从分配的角度考虑，给比较弱势的群体赋予更多的权利。

举一个例子，农村的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你很难说在这里要机会均等，我们不会给城市居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但你赋予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所有者更多的权利，他们就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给农民带来更多利益，也就有利于共同富裕。

南方周末：比如可以怎么做？

白重恩：比如说宅基地的交易范围是受到约束的。宅基地交易的时候，只能出让给村集体的其他成员，但其他成员的购买力有限，如果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这样的交易，那么机会就会更多，农民宅基地转让出去的价格可能就会更高。

这里面也要考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人担心他交易出去以后，失去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安排。例如转让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的时候，他所获收益的一部分要转换为养老保障。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一些制度的改变就可以创造财富？

白重恩：对，制度的改变创造财富，而且这个财富的受益者又是在分配中本来就比较弱势的人，让他们能获得更大的机会。

另外一个我关注的，是平台经济。前面讲过，它有自然垄断的属性，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它变大，但是太大又必然带来分配的不均，收入差异变大。除了监管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手段？

平台的财富是数据，而数据的贡献者是每一个人。分配数据收益的享有权时，是否可以考虑分配给每一个人？这个话题是否能纳入共同富裕中来讨论？这里面也有一个效率的问题，不希望数据确权带来平台效率的损失，我觉得这也是零次分配可以考虑的问题。

全民减排的机制设计

南方周末：您提倡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可以引入“零次分配”的概念？

白重恩：这也是我想强调的，可能讲的人比较少，也有很多误解，有人很反对，我把它叫做生态资源的分配。

比如说碳排放权的交易，它是有一个市场的，从电力部门开始，规划是要扩展到其他部门，但现在还没做，只是在电力部门做。

这样的机制是我们有一个公式，来算每个发电企业能得到多少排放权的配额，它有了配额后，如果实际排放低于配额，它不用付费，还可以出售多余的配额；如果排放高于配额，它就要从别人那里去买配额才能排放，这就是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规则。现在是把配额免费地发放给电力企业，因为这样的改革阻力比较小。

无论是自己使用配额，还是购买配额，电力企业的排放都是在负担成本的，那它就要考虑怎么减排，这就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目的。

但是现在正面意义没有发挥得很充分，因为电力企业免费获得了排放权，没有理由，也没有动力去推动把排放的成本传导到下游，也就是用电的个人和企业，没有省电的动力。

我的建议是把排放权也看作是零次分配的一个对象，排放权不是免费发放给电力企业，而是把排放权分配给电力的使用者。

一方面来看，排放权发给电力的使用者，会不会影响电力企业？如果我们允许电价和排放权的价格挂钩，那么电力企业向使用者买排放权的成本，可以通过电价的调整来得到补偿，把这两种定价结合起来，电力企业没有经济损失。为了少买排放权，它也仍然有减排的动力。

另一方面，电力的使用者获得了排放权，他可以通过出售排放权来获益，虽然电价涨上去了，但他可以卖排放权，成本和收益对冲了。同时，因为电价上涨了，他也有了减排的动力。

在这组关系中，没有人受到负面的影响，集体的好处是将减排动力一层层传递下去，直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人。

南方周末：这样的安排也可以促进共同富裕？

白重恩：是的。这样分配还有利于共同富裕，因为我的建议是居民获得排放权不是按照你用电多少获得排放权，而是按照人头来发放。

那么用电多的居民可能受一点损失，但是用电多的居民往往也是收入较高的人。用电比较少的居民，电价上涨对他的影响没那么大，但他获得的排放权和别人一样多，那么他从排放权中获得的收益就可以多于电价上涨带来的负担，会为低收入人群带来额外的收入。

南方周末：这样一套制度它实现的困难在哪里？

白重恩：排放权是一个生疏的概念，讲半天也不能让老百姓有很深的体会，这是它的难处。

还比如，发电企业担心如果我买不到足够的排放权怎么办，我就不生产吗？如果用户囤积排放权怎么办？我的设计是说到了每个月有一固定的日子，如果消费者没有把这个月的排放权给卖掉，我们就按照市场的价格来清算，要让电力企业能保障每个月有足够多的排放权来发电。

在技术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装一个App，把排放权的分配、交易、电价的缴纳都放在一个平台上，这样整套机制就很容易完成。

还有一些难处在于管理和协调，比如电力市场跟排放权市场是两个不同的部门在管，排放权的分配跟排放权的交易也差不多是两个不同部门在管。

但如果最终我们做好了，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可以让双碳目标更易实现，成本更低。

南方周末：再通俗一点说，对于老百姓而言，等于如果排放权和电价绑定，那我省电，可以少缴费，甚至可以赚到钱？

白重恩：对，我们如果将足够多的排放权发放给居民，对一个普通居民来说，这样的安排是带来净收益的，他出售排放权的收益要高于电价调整带来的负担，他还有更大的动力去节省用电。

所以这个场景就会变成，每个月你都通过App去算一下账，说这个月的排放权给我带来了什么收益，这个月的电价给我带来了多大支出，那么可能就会刺激消费者，在选择生活方式的时候，想着说我怎么能更省电。

长期来说，如果消费者主动减排，那么下游生产电器的企业也会生产出更多低耗能的产品来满足新的生活方式。

整套方案，大部分人在其中是受益的。但是对管理部门提出了挑战，同时，如何让大众理解、接受，也是挑战。

（南方周末实习生许愿对此系列报道亦有贡献）

• 编者按：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先贤圣哲们的经世之论和共富梦想，如今正一步步照进现实。

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历史性成就，现在正稳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然而征途漫漫，真正实现全球18%人口的共富夙愿，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在勠力共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可能遭遇怎样的急流险滩？又该如何攻坚克难、跨山越水抵达彼岸？

为此，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推出“共富征途”系列访谈，深度对话曾经获邀为顶层设计建言献策的权威经济学家、科学家、国家智库专家和中外企业家，力图求解共富征途中的良策佳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