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不神秘

2022年3月3日，浙江嘉兴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学生们体验“脑波球”，借助脑电生物反馈技术，在彩色LED灯的色彩变化中直观的感受自己的情绪变化（新华社）

采访初始，谢斌递来一杯“600号咖啡”，这也算上海的网红咖啡了，出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食堂。谢斌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上海精卫总院地处宛平南路600号，以“宛平南路”或者“600号”的简称出现在上海市民的日常对话中。过去几年里，院方在科普上的努力与当代青年亚文化碰撞，使“600号”成为了“网红”。

谢斌不仅是精神卫生专家，也是中国精神卫生立法的重要推动者、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政策与立法顾问。在2022年春的上海，他是最常出现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给予市民心理疏导建议的专家。

“600号”医生入驻B站，开设公益性心理咨询服务，还设立600画廊：展出画作均由重度精神障碍患者完成，绘画是他们的康复治疗方式之一。另一边，年轻人争相购买“600号月饼”、“600号奶茶”，还自制了“宛平南路600号出院留念”的衣服、帽子和帆布袋。

“这是好事啊，”谢斌说，“这两年对于到‘600号’咨询、就诊甚至住院这件事，很多人的心理负担都少了很多，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家长还会有些顾虑，小孩一点都没有。还有一些中年人原来是偷偷摸摸来看病的，现在完全没有这种心理负担。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谢斌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过去三年里上海精卫越来越“火”，心理咨询接诊量越来越多，这与疫情有关，也与上海精卫传递亲切形象、去除精神卫生污名化的努力有关。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精神卫生机构，也是为数不多同时设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精神专科三个门诊的三甲医院，能够根据就诊者的具体病情实现双向转诊。在“600号”门口，大幅蓝色指示牌写着：5号楼，心理咨询楼。

“很多人在这几年里觉得自己心理有波动，也认识到这些需要专业人士来解决。”谢斌说，“还是要积极就诊。尽量不要去拖，拖延不起的。”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负责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在2019年公布的结果显示，我国成人任何一种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终生患病率为16.57%，其中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为14%，农村居民为16.5%，

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3月发布的科学简报，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抑郁发病率提高了28%，压抑的生活成了诱发抑郁症最主要的元凶。世卫组织建议，每千人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是健康社会的平衡点，按此估算，中国需要140万心理咨询师。

由于缺少统一监管，中国目前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心理咨询师数量暂未可知，业内估算的人数普遍在5至10万之间。2018年的数据是，我国的心理治疗师仅一万名，约0.72名/10万人。黄悦勤的调查显示，由于多数抑郁障碍患者未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仅有0.5%的患者得到充分治疗。而在抑郁障碍各亚型（抑郁症、心境恶劣障碍、未特定型抑郁障碍）患者中，抑郁症患者寻求精神心理专科治疗的比例最高，但仅为4.7%。

在心理咨询需求大、心理师少的情况下，另一个问题是服务质量亟待提高。部分精神卫生专科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全职心理卫生服务人员，大多由医院内的医生或护士兼职担任心理咨询、治疗等工作。“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卫生管理部门不允许非医学背景人员进入医疗机构工作；或是因为医疗机构内心理健康服务收费较低，较少精神科医生或心理治疗师愿意全职担任此项工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师王琰曾在调研中分析。

而如果患者寻找私人诊所，因为缺乏足够监管，所获得的服务参差不齐。学者张俪围绕昆明市的心理咨询做了十年田野调查，她指出：“获得开办私人诊所的顾问证书不需要太多培训。许多治疗师毫无准备，缺乏知识和技能来帮助困境中的客户。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私人咨询这种职业的声誉受到了损害。大多数需要帮助的人更喜欢参加由知名、受人尊敬的‘大师’领导的团体咨询培训会。”

谢斌在工作中（受访者提供/图）

谢斌在采访中反复强调心理治疗的专业性：在一个规范的行业里，应当各家都有所长，由服务对象选择适合自己的。相较于讨论中西文化概念中的心理疾病是否需要应对不同的治疗方式，谢斌认为我国心理咨询和治疗仍处于流派多、理论多的粗放发展阶段，还没有进入这么精细的运转中。

在对心理咨询服务的质和量的要求都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近年来心理健康服务发展迅猛。各级政府接连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或是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建设，或是将心理治疗纳入医保。

2018年，国家卫健委、教育部、财政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目标是在试点地区逐步建立起健全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要求100%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心理门诊，40%二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