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从零变‘英雄’”，中国绿色金融弯道超车的故事

马骏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席主席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委会（绿金委）主任马骏回忆说，“2015年，我们（国内）严格意义上还没有绿色债券市场，但到了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国当年发行的绿色债券总量就变成全球第一了。那时，有国外的朋友向我笑言，‘在短短一年内，China grew from zero to hero。’我们的绿色金融发展的起步比发达国家晚，却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迅速发展。”马骏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绿色信贷已经达到20万亿人民币，稳居全球第一；中国主体发行的绿债余额达到1.5万亿人民币，在全球排名也在第一或第二（取决于不同的界定标准）”。

这是有关中国绿色金融事业“弯道超车”的故事，而马骏亲眼见证了整个历程。马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过程中，除了回顾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历程之外，还对中外绿色金融发展的模式进行了对比，讨论了“转型金融”将如何引领绿色金融各要素的改变，以及构建防范“洗绿”风险的三道防火墙。

中国的“自上而下”与发达国家的“自下而上”路径

国内对绿色金融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至2013年。

马骏回忆，早期社会讨论绿色金融问题，更多地是谈环境污染。2013年、2014年国内雾霾严重的新闻不时成为热点，像脱硫、脱硝这类清洁煤项目也是改善环境的重点。马骏2015年牵头绿金委起草了第一版国内绿债目录，主要包括了这类治理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项目。“在绿色金融发展的早期”，马骏说，“污染防治类的项目占到了全部绿色金融流量的60%以上”。

近年来，伴随双碳（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确立和落实的不断深化，绿色金融项目的投向也出现重要的改变，绿色金融发力的主要领域越来越聚焦到“双碳”问题上。“2021年，约2/3的绿色信贷实现了减碳效果，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绿色金融支持领域”，马骏说。

2016年8月31日，由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事业拥有了自己的“体系”。意见出台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事业快速发展起步，数据显示，仅2021年，我国信贷的增长率达到33%，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增长170%。截至2022年，我国绿色信贷市场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债券市场位列全球前三。根据绿金委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未来30年在碳中和大背景下，我国绿色低碳投融资的累计需求会达到487万亿。

在马骏看来，若要论我国绿色金融与国外最大的不同，要数早期发展路径的迥异。

他认为，发达国家绿色金融起步比我国至少早十年，但国外早期的发展模式是“自下而上”，是由金融机构自发地推动，如养老基金、保险机构等长期资金出于长期主义的考量，自觉参与绿色与可持续投资、建立行业标准。私人部门推动的好处是会产生许多产品、工具和方法，所谓百花齐放。但由于私人部门要在标准、披露等领域达成共识面临许多困难，也没有政策激励，因此初期发展较为缓慢。在缺乏政府协调的情况下，私人部门主导的绿色金融市场推出了太多不同种类、互不兼容的标准、披露模板、ESG分析方法和评价工具，有时让市场参与者“不知所措”。

而国内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比如最初由人民银行牵头起草绿色金融指导意见、监管部门发布绿色信贷统计标准、绿色债券发行指南和披露要求，有官方背景的绿金委编制第一版的绿债目录等，很快形成了一系列标准和规范；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机制（如低成本的央行资金、地方政府的担保、贴息等），迅速调动了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当然，在不同情景之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马骏说，最近几年，这两条路径在“逐步融合”：中国也开始注重投资者教育和能力建设，以提升投资者驱动绿色金融的力量和产品创新能力；一些发达经济体也开始建立官方的、强制性的界定标准、披露要求，并推出政府激励措施。马骏说，“去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的编制过程中已经就“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中产生的多种良好实践达成了共识 ”。

转型金融将推动绿色金融内涵的改变

按照绿色金融指导意见内容，绿色金融的核心可以分为四大支柱，一个是标准，一是披露，一个是产品体系，一个是政策的激励机制。

早期绿色金融关注的焦点在于“环保项目和接近零碳排放的项目”，双碳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则应该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即要不断扩展，以有效地支持高碳经济活动向低碳转型。

比如在绿色金融的标准上，未来不光要有传统绿色金融（主要支持纯绿或接近纯绿的项目的金融服务），还需要有转型金融的标准。所谓转型金融，是指支持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型的金融服务。

在披露领域当中，未来要强化跟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过去更多强调的是环境污染相关的信息，如项目减排了多少大气污染、污水和固废等。未来要更多地披露企业的、金融机构的碳排放相关信息，才能为金融支持“可信的”减碳活动提供基础。

“与气候风险相关的敞口信息也是披露的重点。”马骏介绍，比如银行拥有的煤电、钢铁、水泥、铝业等等高碳资产敞口（资产规模）是多少？这些企业如果不转型，银行未来的不良资产率会上升多少？这些都是未来披露需要强化的方面。

在绿色金融产品规模方面，中国已经做到了全球领先，截至2022年3月，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达到18万亿，拥有全球最大的绿色贷款。过去6年内共计发行2万多亿的绿色债券。据不完全统计，基金领域我国至少有700只绿色基金。

未来还要有更多与可持续绩效（如碳排放）挂钩的金融产品，比如和减碳挂钩的贷款、债券，这些金融工具的利率主要与企业减排的效果挂钩，如果企业减排效果好、超预期，利息就下降，否则就上升。

“政策激励”方面，除去要用碳减排支持工具、担保、贴息等措施去鼓励那些高碳行业转型低碳之外，还可以考虑一些非传统的工具。比如可以将电价作为激励手段，通过为转型企业提供较低电价的方式来鼓励高碳企业转型。地方政府还可以用新能源指标当作激励，即支持那些有动力、有能力进行低碳转型的企业。

防范 “洗绿”的三道防火墙

绿色金融的本质是，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来支持和加速绿色低碳的经济活动，包括高碳活动向低碳的转型。

马骏认为，如果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得不到金融支持，会产生诸多不良的后果。首先高碳行业的减碳行为需要金融支持，如果因为资金问题而出现转型失败，会延误长期双碳目标a的实现。其次，如果这些高碳企业因为转型失败而破产，会进一步演变成坏账，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由此带来的还有企业倒闭、裁员等，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一方面要加大对绿色与低碳转型活动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一些企业利用绿色金融概念“漂绿”“洗绿”。“洗绿”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企业以绿色项目名义向金融机构筹资，最终却不用于绿色项目。二是通过虚假认证、披露等行为，将不符合标准的项目冠以绿色之名进行筹资。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新问题是“洗转型”或 “假转型”。

在马骏看来，洗绿产生的原因，从监管角度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标准、细致的披露要求和高质量的第三方认证机制。

所谓标准，主要指的对绿色经济活动的界定标准。一些高层次（high level）的、原则性的界定标准，不具有太大的实操性，很难防住洗绿。通过各国不断地实验、交流，一些在绿色金融领域领先的主要经济体已经形成了共识，就是要有比较详细的“绿色（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这方面，中国和欧洲走在国际前列，而且已经形成了中欧都认可的《共同分类目录》(Common Ground Taxonomy)。

在披露环节，应该要逐步走向可持续信息披露要求的强制性，即按照规定的内容、时间来披露，还要保证披露的可靠性，即披露的数据不能虚假。目前全球范围内要求强制性披露的国家还不多，但向这个方面推进的意愿是一致的。

要规避洗绿风险，还需要依靠独立的、高质量的第三方认证。据马骏介绍，在2016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绿债市场之际，业内就同时涌现十几家绿色债券认证的机构。这种情况也对认证机构提出了考验，如何在价格竞争的同时，不降低绿色认证的质量。

“洗绿问题是会持续挑战绿色金融市场的一个风险。这些问题，包括未来可出现的新型洗绿活动，需要（监管）不断去识别，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马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