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里的农民工往事

周立太在档案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大食/图）

办公室里挂着的合影首先引人注意，其中一张是主人周立太和时任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的合影，摄于2008年。即便来者不知道这位面生的德国副总理，主人周立太想传递的影响力也不言自明，这栋两层的律师事务所的装潢处处像这样体现着“周立太”色彩。

5月11日采访的这天上午，一个背着红色双肩包、上了年纪的妇女来到这里，她从每一阶都贴着“周立太律师事务所”标识的台阶扶墙而上，穿过两侧印着报道周立太代理案件报纸的走廊，才能来到主人、律师周立太面前，得到一个确定的“婉拒”回复。

周立太代理过几千例农民工维权相关案件，曾以“文盲律师”的标签登上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台，也曾获得我国司法部授予的“第二届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称号，一度被誉为“民工的保护神”；他也曾状告诸多没有支付律师费的农民工当事人，引发社会关于诚信的大讨论，并被写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

周立太的律师事务所有两层，其中二层尽头的一间房子被拿来存放那些牛皮纸包裹着的数千份案件资料，那里记录着他几十年来代理过的劳工官司，是一个时代的农民工往事。这相当于一个“档案馆”。如今，周立太正筹备在这里申办个人博物馆。

他希望这些档案能面向公众开放，让人群中的故事回到人群中去。不同于一般的律师事务所，这里充满个人记录的色彩，这些案件资料和当年的媒体报道，共同勾勒出属于农民工的时代图景。

争议和漩涡正在远离周立太，他今年66岁了，频繁的媒体曝光已是过去式，他所代表的曾经能给人们带来思考的点在今天不再有被广泛讨论、频登热搜的殊荣。只有牛皮纸记录着的数千人的命运陪在周立太身边。在光环与争议之外，我们这次的来访，更想从这些原始的档案中，窥见那些时代变迁中的农民工往事。

2008年，重庆，周立太与时任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右）、前驻华大使馆施明贤（左）合影

像炒股一样被套上

盛夏时节，周立太要去赶赴一场饭局，请客吃饭的是这场官司的对立方—— 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带了七个断手的农民工一起去吃，落座后，老板问，怎么带了这么多断手的来？

“我没吃，他们也没有吃。”周立太回答。

那样的饭局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识树立在蒸蒸日上的特区，来自天南海北的打工人来到这里挣前程，个人命运即将随着时代浪潮而起伏，不知何时触上暗礁——在当时，一旦劳工权益受损，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个找上律师周立太的是同乡。1996年4月，来自开县（现为重庆市开州区）的徐昌文夫妇在下班路上被一辆货柜车撞死，交警认定该车负事故主要责任。

家属找到当时在开县小有名气的周立太，请他去深圳代理此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这属于工伤，但在实践中没有先例。经过仲裁、民事诉讼等，一年半时间，周立太为当事人争取到了除交通事故赔偿外的工伤赔偿，总额35万余元。这是全国因交通事故引发工伤双赔的第一案，开了深圳因交通事故获得工伤赔偿的先例。

如同一块石头掷入河流，类似劳工官司的涟漪缓慢又必然地荡开了。很快，买好车票准备返回重庆的周立太再次被拦下，这是他的第二个劳工维权官司——彭刚中案。

彭刚中从四川到深圳的工厂打工，上班时被机器截断左上臂，但所在厂未给他办理工伤保险。此前，类似案例的赔偿以当时深圳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79元为计发基数，工厂赔偿38000元。当时，彭刚中在老家请了律师，律师认为这样的依“惯性”赔偿的数额，只能勉强支付律师费和差旅费，打官司意义不大。

经朋友介绍，彭刚中找到周立太。周立太认为，彭刚中需要安装假肢，假肢有一定的使用周期，到期必须更换才能对伤残的劳动者起到辅助作用，故企业应该支付假肢更换费。

此案历时两年多，周立太赢了，彭刚中获赔178000元，创造了中国工伤赔偿假肢更换费一次性支付的先例，这让周立太在深圳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