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怎样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
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即便在血雨腥风的环境下也雷打不动；党代会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前，中央机关报要推出争论专页；反对主报告的副报告可以在会上提交代表讨论……
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即便在血雨腥风的环境下也雷打不动；党代会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前，中央机关报要推出争论专页；反对主报告的副报告可以在会上提交代表讨论……
这就是列宁时代党代会的风采，这种风采在斯大林掌权后便不复存在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后，在列宁领导的头6年，即便有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国内激烈的内战与叛乱，在腥风血雨的恶劣环境下，列宁始终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从1918年至1923年先后定期举行了6次党代表大会，即从党的七大到十二大。如果说列宁的作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时在党章中原定的“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改变为每年3、4月举行。“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春天集中全党智慧、制定施政纲要，再提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和具体化，变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决议，这是体现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一种制度创新。
列宁不仅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而且就如何开好党代会、如何使党代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自由、如何使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各项决议等做出了表率，进行了探索。
第一，会前由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进行大量准备工作。中央要确定大会主题与议程，指派主要报告人，通过向党代会提出的建议，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出版“争论专页”，倡导争鸣；各省、州、边疆区和部队要先召开党代会，讨论大会主要议题、提出建议、选出有表决权的代表、邀请有发言权的代表。
第二，每次党代会都由列宁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和主要问题报告。列宁都不是照念长篇大论的事先写好的书面稿子，而是按照提纲生动活泼地进行讲解。1918年列宁在七大的报告中甚至有这样一句插话：“大会秘书和速记员不必把这句话记录下来。”1923年要开十二大，列宁因病重不能与会，还专门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的重要遗言。
第三，列宁在他最后出席的十一大上的报告中指出：“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不应当光谈报告年度内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应当指出报告年度内有哪些主要的、根本的政治教训，以便正确规定我们下一年的政策，从过去一年里学到一点东西。”因此在党代会上不能光是炫耀成就，歌功颂德，而要善于自我批评和开展互相批评。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当前本国实际相结合进行决策，必然见仁见智，认识有所不同。因此在党代会上要展开热烈讨论甚至争论。党代会每天的会议都是大会发言，其中有人插话，有人反驳，有笑声，有掌声。每天会议都洋溢着自由、民主的气氛。
第五，在党代会上可以发表不同意党中央决策的意见，甚至可以单独发表与党中央主报告意见相反的副报告，把主副两个报告提交全体代表讨论。例如在1918年七大上列宁在主报告中主张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以便退出战争，巩固政权。随后布哈林在副报告中坚持对德作战，反对签订屈辱的和约，大会经过争论，最后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的报告。
第六，在党代会上有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是正常的，大有好处。然而在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上却出现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派别活动。为此列宁在十大上专门起草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严禁党内有组织、有纲领的派别活动，同时“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
第七，党代会进行中在《真理报》上及时发表一些重要讲话，党代会结束后除了由党代表向本地区党员口头传达大会具体情况外，还要尽快把大会全部文件汇编一起，把所有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整理出来。通常在当年就公开正式出版厚达数十万字的《俄共（布）第X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使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都能详尽了解党代会内情。执政党党代会的公开性是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和表现。
第八，为了弥补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不足，列宁还开创了党代表会议年会制。党代表会议是由党中央召集各省委员会和各民族地区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其规模与职权都比党代表大会小一些。1919年12月决定每3个月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1921年3月又改为每年召开两次，1922年8月固定为每年召开一次，即也实行年会制。通常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为两次代表大会起着桥梁和枢纽转折作用，避免权力过度集到中央委员会。
第九，党代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为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1919年12月规定每月至少召开两次中央全会，1922年8月改为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从1919年3月起中央委员会设三个机构，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工作，它们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核心机构，而不是比中央委员会更高一级的领导机关，它们每两周要向中央报告工作一次。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党中央不设主席，列宁只是五个政治局委员之一。1922年4月书记处增设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担任，他只是书记处的首脑。同年底，鉴于斯大林独揽大权，脾气粗暴，列宁即向党代会写信建议调离其职务。
第十，为了加强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1920年9月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它由党代表大会选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向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责是同党内官僚主义、升官发财思想以及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作斗争，接受审理各种申诉和控告。列宁临终前还提出：中监委“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列宁晚年还想用扩大中央委员会工人成分比重、建立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等办法，来发展党内民主、弥补党代会年会制的不足，然而他还没有想到实行党代会常任制。
1924年1月列宁溘然长逝后，斯大林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他在当年和翌年还照常举行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可是十五大却延长一年，到1927年才召开。为了给这种破坏年会制优良传统的作法制造合法根据，十五大“对党章作如下修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然而，党的十六大又推迟到1930年才召开，党的十七大更拖长一年，到1934年才召开。十七大的新党章又把党代会改为“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而十八大又拖延5年，到1939年才召开，十九大更相隔13年之久，到1952年才召开。斯大林不仅破坏党代会年会制，而且也改变党代表会议年会制和中央全会定期开会制，把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政治局，政治局也经常不开会。由于列宁时期党中央未设主席一职，这样就便于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由总书记越权，独揽全党大权，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把党内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都作为敌我矛盾清洗出党，取消党内民主自由，搞个人崇拜、一言堂，把不断延期召开的党代会变为对党中央和领袖歌功颂德的大会，还把专门监督党中央的中监委变为监督地方党组织是否贯彻执行中央决议的从属党中央领导的机构。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就是列宁时代党代会的风采，这种风采在斯大林掌权后便不复存在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后，在列宁领导的头6年，即便有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国内激烈的内战与叛乱，在腥风血雨的恶劣环境下，列宁始终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从1918年至1923年先后定期举行了6次党代表大会，即从党的七大到十二大。如果说列宁的作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时在党章中原定的“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改变为每年3、4月举行。“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春天集中全党智慧、制定施政纲要，再提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和具体化，变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决议，这是体现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一种制度创新。
列宁不仅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而且就如何开好党代会、如何使党代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自由、如何使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各项决议等做出了表率，进行了探索。
第一，会前由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进行大量准备工作。中央要确定大会主题与议程，指派主要报告人，通过向党代会提出的建议，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出版“争论专页”，倡导争鸣；各省、州、边疆区和部队要先召开党代会，讨论大会主要议题、提出建议、选出有表决权的代表、邀请有发言权的代表。
第二，每次党代会都由列宁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和主要问题报告。列宁都不是照念长篇大论的事先写好的书面稿子，而是按照提纲生动活泼地进行讲解。1918年列宁在七大的报告中甚至有这样一句插话：“大会秘书和速记员不必把这句话记录下来。”1923年要开十二大，列宁因病重不能与会，还专门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的重要遗言。
第三，列宁在他最后出席的十一大上的报告中指出：“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不应当光谈报告年度内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应当指出报告年度内有哪些主要的、根本的政治教训，以便正确规定我们下一年的政策，从过去一年里学到一点东西。”因此在党代会上不能光是炫耀成就，歌功颂德，而要善于自我批评和开展互相批评。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当前本国实际相结合进行决策，必然见仁见智，认识有所不同。因此在党代会上要展开热烈讨论甚至争论。党代会每天的会议都是大会发言，其中有人插话，有人反驳，有笑声，有掌声。每天会议都洋溢着自由、民主的气氛。
第五，在党代会上可以发表不同意党中央决策的意见，甚至可以单独发表与党中央主报告意见相反的副报告，把主副两个报告提交全体代表讨论。例如在1918年七大上列宁在主报告中主张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以便退出战争，巩固政权。随后布哈林在副报告中坚持对德作战，反对签订屈辱的和约，大会经过争论，最后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的报告。
第六，在党代会上有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是正常的，大有好处。然而在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上却出现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派别活动。为此列宁在十大上专门起草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严禁党内有组织、有纲领的派别活动，同时“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
第七，党代会进行中在《真理报》上及时发表一些重要讲话，党代会结束后除了由党代表向本地区党员口头传达大会具体情况外，还要尽快把大会全部文件汇编一起，把所有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速记记录整理出来。通常在当年就公开正式出版厚达数十万字的《俄共（布）第X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使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都能详尽了解党代会内情。执政党党代会的公开性是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和表现。
第八，为了弥补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不足，列宁还开创了党代表会议年会制。党代表会议是由党中央召集各省委员会和各民族地区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其规模与职权都比党代表大会小一些。1919年12月决定每3个月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1921年3月又改为每年召开两次，1922年8月固定为每年召开一次，即也实行年会制。通常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为两次代表大会起着桥梁和枢纽转折作用，避免权力过度集到中央委员会。
第九，党代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为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1919年12月规定每月至少召开两次中央全会，1922年8月改为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从1919年3月起中央委员会设三个机构，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工作，它们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核心机构，而不是比中央委员会更高一级的领导机关，它们每两周要向中央报告工作一次。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党中央不设主席，列宁只是五个政治局委员之一。1922年4月书记处增设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担任，他只是书记处的首脑。同年底，鉴于斯大林独揽大权，脾气粗暴，列宁即向党代会写信建议调离其职务。
第十，为了加强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1920年9月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它由党代表大会选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向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责是同党内官僚主义、升官发财思想以及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作斗争，接受审理各种申诉和控告。列宁临终前还提出：中监委“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列宁晚年还想用扩大中央委员会工人成分比重、建立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等办法，来发展党内民主、弥补党代会年会制的不足，然而他还没有想到实行党代会常任制。
1924年1月列宁溘然长逝后，斯大林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他在当年和翌年还照常举行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可是十五大却延长一年，到1927年才召开。为了给这种破坏年会制优良传统的作法制造合法根据，十五大“对党章作如下修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然而，党的十六大又推迟到1930年才召开，党的十七大更拖长一年，到1934年才召开。十七大的新党章又把党代会改为“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而十八大又拖延5年，到1939年才召开，十九大更相隔13年之久，到1952年才召开。斯大林不仅破坏党代会年会制，而且也改变党代表会议年会制和中央全会定期开会制，把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政治局，政治局也经常不开会。由于列宁时期党中央未设主席一职，这样就便于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由总书记越权，独揽全党大权，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把党内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都作为敌我矛盾清洗出党，取消党内民主自由，搞个人崇拜、一言堂，把不断延期召开的党代会变为对党中央和领袖歌功颂德的大会，还把专门监督党中央的中监委变为监督地方党组织是否贯彻执行中央决议的从属党中央领导的机构。斯大林实行个人集权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