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两极之间的忙碌

鸟巢：两年后废掉都不亏？

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与奥运相关的大型公共建筑在这一年投入使用，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首都机场T3航站楼……外观基本成型、内部远未彻底完工的CCTV新楼，为了应奥运之景，也被要求必须完成局部区域并在奥运期间投入使用。

从未诞生直到奥运之前，鸟巢一直是争议建筑——是否丑陋，是否耗能，是否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但争议和批评毕竟只发生在业界、知识分子和少数关心媒体的群众当中。8月8日晚上，鸟巢成功地打了一场翻身仗。奥运会开过，尽管业内过去持批评态度的仍然初衷未改，但它在民众当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关注，没有人认为它丢人现眼，运动员、奥委会、各国首脑和媒体更是对它交口称赞。

鸟巢的明星地位，在奥运会后的北京旅游市场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国庆期间，50元一张参观门票的鸟巢，单日最高客流量超过了7万。“现在根本不是亏不亏本的问题，而是这种热烈的状况能持续多长时间。一天300万元收入，一年就是12亿元，如果能持续两年以上的话，造价27亿元的鸟巢就算废掉都不算亏。”建筑评论家方振宁说。

这样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缺乏认真经营的低层次观光，能够把游客的热情保持多久呢？根据媒体报道，目前“鸟巢”的日均观光客流，已经从前段时期的四五万，逐渐降到一两万。

奥运使命结束，商业生涯开始。鸟巢从国家体制运作直接转型为商业体制运营，建筑评论家史建的担忧是，这将使鸟巢经历一个巨大的失落期。他认为国家对鸟巢这样的巨型公共建筑应该有长期的经营规划，现在所谓的后奥运商业操作是无序的，甚至完全算不上商业操作。“大众来鸟巢，要看的是现场氛围、空间想象；现在的观光经营层次太低，对空间是一个浪费。国外的成功经验有不少可以借鉴，比如韩国首尔的奥运体育场，奥运后用每天几次大型歌舞模拟开幕式盛况；不像我们现在的游客，只不过能踩踩草坪，拍个合影，买点纪念品。”

观光只是鸟巢的副业，主业将是大型文化活动和体育赛事。在全力投入鸟巢的奥运使命之后，适合鸟巢的文化内容一时难有着落。最早的大型演出将是张艺谋的歌剧《图兰朵》，计划在2009年8月8日上演。适合这样巨大建筑尺度的演出，首先资源不多，其次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期，中国大众对大型文化产品的消费力究竟还剩多少？

鸟巢让我们看到，有了世界水准的硬件之后，中国太缺少与之匹配的软件——无论文艺演出还是体育比赛。

明星建筑师热度退去

CCTV新楼的内部征名在网络上传开。外表完整地矗立在北京东三环边，这幢大楼其实早已有了民间流行的称呼——“大裤衩”。同“鸟巢”、“巨蛋”一样，不管建筑师的灵感和意图原本是什么，大众总会按照最直观的印象给大型建筑一个通俗的名字。甚至央视自己的员工也习惯了这个称呼，但对国家电视台来说太不体面了。但征名的结果，却多半带来更不体面的笑谈，比如传闻有人起名“智窗”，看似不俗，随即发现谐音“痔疮”。

这样的文化隔阂尚属表面，中国甲方与外国明星建筑师之间的貌合神离，在2008的后半年变得更加明显。奥运会后金融危机来临时处在工程收尾阶段的明星建筑师项目，因为资金收缩，甲方在细节上不再肯花钱，在后期施工与管理上不再尊重设计，甚至违反合约更改设计。有业内人士透露，诸如库哈斯设计的CCTV新楼、斯蒂文·霍尔设计的“当代MoMA”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鸟巢顶盖的取消也是早就存在的例子。“巨蛋”的豪华穹顶之下，观众洗手间的材料、设备和装修做工粗陋得让人难以置信。“首都机场T3航站楼，地面铺砖的细节、扶梯接合处的细部处理非常差。楼内店铺装修铺张中国古典元素，与整个建筑的风格毫不相干，这让人对巨大空间的功能目的产生怀疑——把航站楼建得这么大，就是为了放下大水法和中国园林？”

史建认为，这只说明中国甲方在内心里并不是真的欣赏和接受国外明星建筑师的设计，而且“中国甲方对外国设计没有制衡、博弈的能力，出了问题，只能走向极端，把原有设计扔开，照自己的来”。中国甲方对西方“现代建筑”有了虚荣式的向往，貌似也有了消费的能力，却还远没有真正的文化理解与认同。随着中国公共建筑的泡沫破灭，中国对西方明星建筑师的热度迅速退去。

浑身都像是中国的

奥运之后中国的下一件大事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世博会中国馆在2008年已经主体完工，这个名为“东方之冠”的永久性建筑，设计的过程颇为复杂。

设计任务书明确了中国馆的建筑主题——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馆项目总设计师何镜堂和他的团队从两个问题着手设计：包容中国元素，体现中国特色；呼应当今的世界潮流与时代精神。

最终中标的“中国器”方案浑身都是中国元素。何镜堂这样解释：“主体造型采用了代表中国的颜色——红色，并在构架端部加了一些红色的篆体文字。从‘出土文物’尤其是宝鼎中吸取灵感，神似出土的鼎；从中国的城市建筑中我们寻找到了经纬布局、九宫格布局，从屋顶看它就是九宫格的布局。”世博局副局长黄健之又加上他的解读：“斗拱造型，56根梁代表56个民族。”

“中国器”成了国家馆方案，投标票选相同的另一方案“叠篆”成了地方馆，结合起来成为“东方之冠”。何镜堂认为，这个建筑本身融合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师法自然”等中国哲学思想，“不管喜欢与否，一看就是中国的，镇得住。不同的人还会有不同想象，有人说像传统建筑上的斗拱，像一顶古代的冠帽，或者像一个装粮食的斗，所以有人称之为‘东方之冠’，还有人称之为‘天下粮仓’。”

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解释，只看效果图或者真实建筑，真能领会如此高深的寓意吗？即使看到解释，这生硬而迂腐的符号堆砌也几乎如同梦呓。建筑体现文化，说来都头头是道，但“东方之冠”里所谓的文化，与当下的生活究竟有多大关系？或者，让我们往好的方面想：真的文化，其实正隐含在这件标志建筑的设计、中标、更改、建设各个环节；而一提“中华智慧”就转身看望老祖宗，也许是暗讽今天的智慧短缺？

房子得要自己盖

在2008年没有什么能比汶川地震更能牵动中国建筑界的心绪。建筑师们迅速而自发地行动起来，寻找社会与政府资源，以各种方式投入到灾区住宅重建。

北大美术教授朱青生牵头的“震后造家”行动组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选择了四川绵竹市土门镇民乐村作为灾后重建的一个试点村，进行整村重建。小组负责组织了12家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了12个村民住宅方案。民乐村的村民可以从中选择自己可心的方案，建造的费用则主要由扶贫基金会提供。

500户村民中有150户选择了12个方案中的两个——北京超城建筑师事务所的“魔方建筑”方案以及家琨建筑事务所的“再生砖+小框架”方案。剩下的村民持观望态度。他们想先看看这些房子盖起来怎么样再作决定。他们对各种设计都有兴趣，但凡遇到不同寻常的房型，他们希望看到建成的“样板房”。

没有被村民选中的设计方案，盖还是不盖？建筑师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些建筑师认为，不该给村民强加自己的设计理念，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自己的方案没有被村民选中并不重要，参加“震后造家”行动的初衷只是想帮助村民。另一些建筑师则认为，应该让村民尝试新的房子；自己的设计本身就带有调查和推进农村建设的性质，如果只是按照村民的需要建房，完全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建，不需要这么多建筑设计师的参与。

由村民面对图纸选房子，史建认为这种关系显得奇怪，像是在灾区乡村办一个户型展。“为他们设计房子，建筑师应该与村民尽可能交流，从生活态度到精神领域，了解他们的需求而不是把一厢情愿的设计施舍给他们。”

“震后造家”决定先把已选定户型的那150户村民的房子在2008年12月中建造起来，解决村民的过冬问题，并且随时收集村民对房屋的反馈意见。一边建造一边改进一边杂交，以期形成新的房型。先大量建造起村民认可的方案，其他的继续推动。不过在推动过程中，还是坚持由村民完全自主选择的原则。

在台湾“9·21”地震之后因绍族部落重建而大受好评的建筑师谢英俊和他的“乡村建筑工作室”2008年7月起就进入四川灾区工作，为绵竹灾区设计了轻钢结构的永久住宅样板房。他的设计强调低技术、自主建房、用协力交换劳动力和就地取材来减轻农民负担、重建农村自然和人文环境。严格保证加工精密度的钢架结构竖起之后，用竹、草、木、泥土、沙石等当地随处可取得材料，无需专业建筑施工队就可由村民自行修建完成。

城市里的知识阶层对这样的理念显示了极大的热情，反倒是在农村，未必处处都能行得通。在接近城市的富裕乡村，人们似乎并不关心房子的样式是否传统，修建传统房屋的手艺，会的人也不多了。很多人已经习惯接受自己的生活和民居“落后”的观念，愿意用都市的价值观和方式来改造农村。

谢英俊始终住在造屋的现场，常常同村民聊天，尽量满足村民对房子提出的要求，比如厕所不要放在屋里、楼梯可以挪到房子外边；他耐心地和农民讨论房屋每平方米的造价，怎么造屋方便又划算。农民们可不管什么哲学、观念、环保、可持续发展，他们关心的是最实际的房屋造价问题。“得说他们听得懂的话。”这些实践，中国城市里的建筑师们仍然并不熟悉。

谢英俊获得了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的组委会特别奖。

由《南方都市报》主办的这个建筑奖提出“公民建筑”概念，最佳建筑奖由香港建筑师吴恩融、穆钧设计的甘肃庆阳毛寺生态实验小学获得。

谢英俊在获奖感言中说：“中国有九亿农民，占70%的人口，一样要进步要现代化，他们的建筑如何？再往更大的范围想想，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居建筑竟然与我们这些建筑设计专业者无关，建筑设计专业力量为何无法进入这领域？如果一下子将这问题提到道德的高度来谈，答案无疑是一种伪善的逃避，不敢面对现代建筑观念甚至‘现代’的致命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