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硬上：民国笔记中广东人的“硬”气

广东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性格的人？旅居广东三十余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人云亦云,耳食纷纭的“敢闯敢试，低调务实”之类，不过是顺应时代意涵的语调。不奢谈当世之事，且梳理一下近些年来收集到的一些史料，还是若有所得，值得公诸同好——终民国之世，广东人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个“硬”字。

一

官至国民党政权“立法院长”的刘健群,在晚年回忆录中,通过比较各地车夫行为之一面,拈出了广东人性格“硬”之特质——北平的车夫“要钱不骂人”,广东的车夫“骂人不要钱”,“首都南京”的车夫,则是既骂人又非要钱不可:

广东的一毫子与二毫子在外江佬听来都不大有显明的分别,所以坐车的外江佬,常和广东的车夫在讲价时发生误会:车夫说的二毫子,外江佬听的是一毫子,车到地头,发生争议,彼此言语又不尽通,最后广东车夫一赌气将车子往地下一摆,一句口头语:“丢那妈!”干脆对那一毫子放弃不要。这是广东人硬碰硬的个性,既骂人就不要钱了。(《银河忆往》,中华书局2016年版,《且谈各地的人力车夫》,第88页)

“食在广州”,有人则从吃中看出了广东人民性之“硬”:

语云:“吃在广州。”广州居民似对吃甚感兴趣,无论中下之家,早餐均赴饮食店进食芝麻糊鱼生粥等小食,定价颇贵,而各食肆晨间门庭若市,莫不利市三倍。从饮食店中,复可窥出广东人性格“硬朗”,不予通融的一般。如专售甜食的铺子,不售咸食,反之亦然。此外,在同一店铺中,复规定上午供售某项点心,下午另售他项点心,如索取规定以外之点心,即无法购得,此与沪上五芳斋这一类点心店售大肉面鱼面等以外,视季节兼售绿豆汤、糖山芋等物,颇有不同也。(纪穆《广州印象》,上海《申报》“自由谈”,1948年10月23日第8版)

这种食性之“硬”,不独在广东本土,即使迁地易居经营他方亦不改,比如上海的广东茶室:

这茶室是打从南方来的,原因是一般硬绷绷的广东朋友,于吃字一道最有研究,他们于一盏茶罢,需得要弄点吃食点心之类聊备充饥,就在这情况之下,茶室老板大事扩张,竟连酒筵大宴也增加在茶室里面了,一般普通的经济朋友,当然拣价廉物美的东西喊,可是有点儿钱的绅士阶级却二样了,非得要银台面上来几道鱼翅海参不可,这样虽是吃茶为名,却是宴客是实,所费之资多至数十元者,吃茶其真茶价腾贵也。(陈忠豪《茶室风光》,《小姐》1937年第6期)

其实广东人的“硬”气在饮食服务员也即招待或侍役身上体现更充分:

粤菜在上海占着极大的势力,而形成了一个托拉斯的大集团,其余的各帮菜馆,受那集团的破坏,已无挣扎的余地,只有呻吟喘息,暗自浩叹的份儿……平心而论,广州馆,确也有不少优点,为其他所不及的。第一,庖者考究,第二,清洁鲜美。就只是一件,广帮堂倌的招待太简慢了,硬绷绷的,一些礼貌也没有,这不但广东堂倌如是,也可说是多数广东人的特性。这和一走进北平馆,五六位青布袍伙计笑脸迎送,爷长爷短的情形相比,真有天渊之别了。(寂寂《广州菜底权威:蚝油牛肉打倒小黄鱼》,《社会日报》1932年8月31日第1版)

但是,请别误会,这种“硬”气只会使招待更周到,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在他们硬绷绷的性格中,对待客人,倒是唯命是听,没有一些儿不周到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叫唤他们,是‘伙计’而不是‘堂倌’。”(春申君《上海讲座:广东菜在上海》,《上海周报》1933年第1卷第20期)观察的确非常到位。一方面,广东的侍者之所以表现出“生性硬绷绷”,在于他们“不专巴结小账”,另一方面,不能叫他们“堂倌”,因为这些“伙计”大都是广籍,“广东音的‘伙计’如同上海音的‘镬盖’相仿。他们愿做‘盖’而不喜做‘官’。”(老飱《粤菜馆与宁波菜馆》,《上海生活》1938年第2卷第1期)

也有人观察到广东人性情灵活柔软的另一面,但毕竟是相对于“硬”而言的:

说了半天,徽馆生意不佳的本命星君,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吃了大价钱没有面子?我现在借箸替徽馆画策。第一,广东馆不是也卖大洋的么?然而嘴里虽然硬功夫硬碰硬,事实上可软下来了,从徽菜那种大馆子起,到宵夜馆止,都改售小洋了。碰硬碰的广东馆尚且临盆,徽馆就不好临临盆么?(开末而《对于吃徽馆的意见》,《大常识》1928年第2期)

二

广东人这种“硬”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当与其绵疆峻岭的自然环境,以及远离朝廷仕进不易的社会历史有关。甲午恩科进士出身,入过翰林,官至安徽提学使,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专述著述的广东东莞人张其淦(1859年-1946年)在《岭南名臣序赞》中说:“绵疆峻岭,代有伟人；文川武乡,常产贤哲。”而晚近以来,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在力表彰的东莞人袁崇焕,就是这种绵疆峻岭所产“硬”气人物的最佳代表:

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间,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自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崇焕其人也。

根据陈序经教授及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的研究,袁氏出生疍民之家,占籍广西藤县得中进士,其后来为国干城所赖以从故乡招募的子弟兵,大半也是疍民,“丢那妈,顶硬上”,这句始自疍民的粤谚,也成为他所率部队的“冲锋号”。

同是出自珠三角地区疍民之家的晚辈音乐大家冼星海,不仅从不以出身为讳,还将疍民最著名的民歌《顶硬上》谱曲演唱,自署作曲人,作词人则径署其母黄苏英,自豪之情,沛然可见。此后,无论何时何处,冼星海演唱此曲,第一遍必用广州话,寄情之深,溢于言表。可以说,袁崇焕与冼星海,不仅是蛋民精神的一种象征,也堪为岭南精神的一种象征。所以冼海星在后来的创作中,将这种“顶硬上”的精神不断升华,升华为岭南精神,升华为民族精神,诚如其所作《民族精神》所唱:

几大就几大,大家顶硬上!疏兰,尽地一煲!丢那妈!挟山超海虽空话,死命拥挤奈我何?珠江水长,五岭山高,我们靠着那只要吐口气,天地撞破、撞破、撞破,丢那妈!怕什么?(陈铭枢作词,见《冼星海全集》第二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按:“疏兰”当即“晒冷”之意,粤语中玩沙蟹(ShowHand)赌博时的一种下注方式,指将手上全部筹码都作为赌注,一局定生死,引申为豁出去的意思。“尽地一煲”则是决绝、最后一搏之意,合而言之,即不要苟且服软,宁愿犯傻气顶硬上拼力一搏。而将“丢那妈”这种“粗口”写入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歌词中,也可视为广东人“硬”气的一种特殊表现吧；其实也早有人用“丢那妈”来指代“广东人”了:“上海人之喜欢吃广东菜者,除旅居在上海的“丢那妈”以外,其他的一般人,可说是同有此好……”(春申君《上海讲座:广东菜在上海》,《上海周报》1933年第1卷第20期)

其实外人对广东人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人文地理的关系也有观察:

地理与人文倒不无关系吧?虽然我并非纯粹“地理条件说”的机械论者。但我踏进广州,正如踏进长沙一样,感到一股活力。那重浊的广东话,令我记起急促性的湖南话来。不必说,湘、粤两省是土壤相接的,为了这,湖南人与广东人的性格颇有相同之点。从来有人以为中华民族性最优良的便是湘、粤两省人,或许不至于认为过论吧。假如这话颇有根据,那么,湘女的坚贞与粤男的硬朗,老早传播于中外人们之口了。自然,这是指湘、粤两省人文的特质,并非就一般而论。也许长沙和广州恰是都市的地方,较之邻县边镇的湘、粤人,其坚贞与硬朗恐又未免随而逊色些吧?

这所谓“民族性最优良”的解释,除了坚贞与硬朗之外,说得鲜明点,就是团结、勇敢、吃苦、富于反抗；同时,没有叩头打拱的奴性,和损人利己的自私性。湘、粤两省人,是最有希望的中国人啊!(姚苡《南国琐话》,《宇宙风》1938年第63期)

把考察视野扩宽一点,民初之时,浙人徐珂说:“凡掀动天地之事,若戊戌维新,若辛亥革命,莫不藉粤人之力以成。”也可谓对粤人“硬”气的另一种表彰吧。而抗战初期关于“广东精神”的全国大讨论,更可视为对广东人的“硬”气的另一种广泛的高规格弘扬,我已撰专文《抗战前后的“广东精神”大讨论》刊于2019年9月18日《上海书评》,此处不赘。最后仍需略赘一语的是,上世纪的改革开放,广东得领风气之现,如果没有“丢那妈!顶硬上”,“杀出一条血路”的“硬”气,怕也是没有今日的大好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