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高考那天，我在送别人去考场

女儿高考那几天，蒋杰觉得心里很乱。他和平常一样早上7点起床，然后上线出车，拉着客人在广州城里到处跑。午高峰过后，他想给妻子打个电话，问问女儿考试的情况，却又不敢，“怕影响到她（女儿）”。简单的街边午餐过后，他继续开车，待到下班，已过晚上十点。他在犹豫是否要给妻子打个电话，却又怕影响女儿休息。

这是他孤身一人在广州生活的第七年。他“完整”地缺席了儿子的高中，以及女儿的整个中学阶段。这个夏天，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女儿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广安老家参加高考，他却觉得自己什么忙也帮不上。“心里想着他们，尽可能多跑几趟，多赚点钱，能给他们多一点支持，就多一点支持。”这个49岁的滴滴司机说，自己亏欠家人很多，却不知应该如何弥补。

随着“留守考生”的增加，和蒋杰一样的“异地考爸”也不在少数。他们不仅无法“陪考”，甚至缺席了儿女教育链条的绝大多数环节，但这就是人生，没得选。

又是一年父亲节。蒋杰不知道儿女会为他做点什么。但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为儿女做点什么。

触不到的高考

今年是蒋杰第二次当“考爸”了。四年前，儿子高考时，他停了工，开着车回家陪着儿子直到考试结束。回忆起来，那真是既紧张，又幸福的日子。但如今，这反而让他觉得更加对不住女儿。原本，在女儿上高一时，他和她约定，高三那年要回家陪着她冲刺一年，送她去学校，看着她进考场。结果疫情来了，这些都成了泡影。父亲必须拼命地跑每一单生意，挣每一分钱。

▲图来源于视觉中国

高考终于开始了。蒋杰心神不宁。他被爱人反复告知，“千万不要问女儿考得怎么样”。他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只有载着同样去考场的考生和家长时，才有机会通过彼此之间的鼓励，来安慰自己。“鼓励他们的时候，也像是在鼓励我自己。”

和蒋杰一样，同在广州开滴滴的肖波和叶发茂，女儿今年也都在老家高考。

肖波当过兵，也当过保安。他做过保安队长，如今是滴滴的队长。女儿一直留在四川山区的老家，由奶奶带着。高考前，妻子才赶回去陪考，高考一结束，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广州。“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就是给女儿一点心理上的支持。”他们心里明白，对这个年纪的小姑娘而言，家人的支持与陪伴，有多么重要。考完的那天，肖波从妻子那里得知，女儿从考场出来后落泪了，“估计考得不太好”，但他不敢多问，只能安慰她：你考得好，以后你养爸爸；你考得不好，也没事，爸爸还开得动车，爸爸养你！

叶发茂是三人中最“淡定”的，他和爱人都没有参与女儿的高考。这个小家庭在江西赣州的老家有三个女儿，两个小女儿分别跟着爷爷奶奶，以及妈妈和瘫痪的外婆生活，今年高考的大女儿，则基本住校。考试那几天，叶发茂没有多想，只是和平常一样尽力去开车。他对自己说，女儿独立惯了，她能应付得来。

相反，他在高考后第一时间给女儿报了驾校，希望她好好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这既是学习，也是放松。他拼命给女儿减压，也给自己减压：“能考上最好，要是考不上，就来广州开车吧，她可以上午开车赚几百块养活自己，下午去学些电脑呀、视频剪辑呀这些实用技能，一样会成才的！”

对于数量庞大的“留守考生”而言，“父亲”多少显得有些遥远。蒋杰觉得，因为长期的远离，儿女甚至有些怨念。但他同时又能从每一次相见，或者每一个电话里知道，哪怕是只是聊聊家常，问问今天吃了什么，仍然会给儿女们带来莫大的喜悦与安慰。

孤独的异乡人

作为背井离乡的打工人，三位滴滴司机既是父亲，也是儿子和丈夫，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而他们的家庭，也正在承受这个时代里，最无奈，却又最充满期待的拼搏。
蒋杰19岁就从老家来到广州，在工厂打过工，也做过小生意。在广州，他结了婚，有了一双儿女，和一个美满的家。但一切都在40岁左右归了零。生意的失败，让他必须从头开始。他把妻儿送回老家，开始了一个人在广州打工的生活。

▲图来源于视觉中国

7年前，他开起了滴滴。每天起早摸黑，三餐不定，“但至少辛苦有回报，能稳定地挣到钱。”他每天要开两三百公里，挣来的钱，除了还车贷、付房租和基本伙食开销以外，几乎全部打回老家。“其实也没剩多少了，真的很惭愧。”想到这里，他几乎落泪，“要是生意没有亏，要是我再能干一点，多好啊！”

蒋杰租住在番禺一个城中村的小隔间里，每月的房租是300元。“更重要的是，这里可以停车。”这几乎是广州滴滴司机的标准生活状态——车对他们而言，或许比自己更重要。“我们的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在路边小店买的外卖，然后开去方便停车的郊区，随便扒拉一口。”7年来，蒋杰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有一次暑假女儿来广州，他开车带着女儿去自己常吃的路边店，女儿诚实地告诉他“不好吃”。“我知道她心疼我，但就像我心疼她一样，她也没有办法。”

肖波和爱人同样租了一间小隔间，每月500元，但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厨房，能做饭。肖波觉得，每次屋里飘起川菜那股麻辣味道的时候，这里好歹有个家的样子。

家的味道，让这些孤独的异乡人无比向往。

叶发茂会利用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回赣州老家照顾日益年迈的父母，“尽尽孝心”。“赣州离得不算太远，我尽可能所有的公假都能开车回去，春节、五一、端午……哪怕每次回去只住上两三天也好，但现在疫情不确定，有时候也是有心无力。”

蒋杰曾在去年的年三十开车回四川老家，还载了两个顺风车客人，结果在湖南碰到大雪，进家门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一家人都没怎么动筷子，坐在客厅里等他，他觉得那一刻，既温暖又辛酸。

儿女的背影

司机的作息，往往跟着一座城市的节奏而动。广州这座不夜城，与遥远老家中学有着天然的“时差”，因此，三位滴滴司机与老家的儿女，一个月往往只能通上两三次话。他们渴望陪伴，渴望在场，却又无能为力。经年累月，父亲与儿女之间，也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的亲子关系。

蒋杰在高考前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在端午那天。一家人吃完晚饭，他想送她回学校，但女儿没让。父女俩同时出了家门，一个坐车去了学校，一个回了广州。“她没有哭，像平时一样。但我看着她的背影，我能感觉到眼泪只是没有流下来而已。”

守在老家的孩子们，或许早已习惯于面对这样的离别。

肖波女儿所在的学校里，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和她一样的留守学生。肖波说，这是所好学校，考上大学的比例很高，但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你也不知道究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最近，肖波听说学校里有些孩子“走了极端”，他很担心，却又不敢和内向文静的女儿多说，只能小心翼翼地关心着她。“学校管得紧，我一周只有半天时间能联系她，但有时候出车忙，就错过，每次错过，我都要懊悔好久好久。”

叶发茂虽然经常回老家，却也很少见女儿。高考前的最后一次回家，也因为女儿学校防疫管理的问题，没能见上一面。但他觉得女儿很自立，也很放心。他能做的，只有尽力地开车，接单，让她的生活，能更好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对于儿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点点经济上的支持。

肖波的女儿每个暑假都会自己去找各种补习班。“我们不在她身边，而且本身文化程度也低，所以负责埋单就好。”他说，补习班挺贵的，几科加起来，一个月要五六千元。“但这个钱我们二话没说就付了，这是我们为数不多能为女儿做的——有时候想想，还是挺亏欠她的。”

未来的希望

高考结束了，蒋杰为女儿预约了近视眼手术——手术需要两万多元，那是他几乎半年的积蓄，但他二话没说就掏了钱。这个暑假，令他期待的是，女儿可能会来广州小住，但一切都要看疫情而定——这是她生长的城市，或许也是她未来的落脚点。

肖波按照女儿的要求，给她报了钢琴和架子鼓的学习班——女儿一直喜欢文艺，从小就学跳舞，是时候让她散散心了。“我们什么都不求，孩子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

叶发茂除了给女儿报了驾校，也希望她能在剩余的假期里，学点实用技能。“我最近经常在网上学点视频剪辑课程呀、制图课程呀，我觉得无论是从就业的实用角度，还是充实自己提升能力，这都是很好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女儿能趁年轻，也多学一点。”

对于高考，这些阅尽人间百态的司机师傅，个个都很开明：尽力发挥就好。他们每天接触着各种不同的客人，心里明白，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却不是唯一的途径。

父亲节前，他们收到了几乎一样的“礼物”——蒋杰的女儿告诉他，自己感觉考得还不错，“一本应该是稳的”；叶发茂的女儿也应该可以如愿上一所不错的大学；肖波的女儿虽然自己觉得发挥不好，但肖波却觉得，以她的成绩，还是可以考上心仪的大学的。

蒋杰的儿子高考时很争气，如愿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如今毕了业准备入伍从军。或许是受哥哥影响，女儿也把政法专业作为自己的志向。蒋杰和女儿商量过，他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肖波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有时在广州大学城附近遇上从事教育行业乘客，聊着聊着，他也会向对方请教一些和大学、就业有关的问题——这是一个父亲无法克制的冲动，也是一个滴滴司机，为数不多的“特权”。

叶发茂希望女儿能选择师范相关的专业，他觉得老师工作稳定，假期多，福利也好。“我们自己颠沛流离了半辈子，希望子女能有更安稳些的人生。”

当然，如果可能，这些父亲都希望女儿可以到广州上大学，这样，一个小家就又能团圆了。“那么多年了，我至少可以吃口家常饭了！”蒋杰说。他很怀念疫情前，一家人一起来广州玩的那个暑假，女儿坐在他身旁的副驾驶，母亲和爱人坐在后排，他开着自己的车满世界地跑，“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