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语文教学,痛在何处?
“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绝不是简单的工具论就能解释的。”
责任编辑:周建平
“如果把语文当成工具,用那种反复训练的方法来进行学习,结果就是把语文课堂变成了生产车间,把学生当作技术工人一样来训练,教育就沦为一种技术培训。在这种培训中,活生生的语言、生动的文学世界变成了一堆堆僵死的‘知识’。”
儿童文学专家、国际格林奖得主朱自强曾经连续多年批阅高考作文卷子,还曾担任高考阅卷作文组的负责人,在他眼中,这几乎是一份苦恼的工作,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每天高密度、大批量,看到的多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散发出车间流水线产品的气息,仿佛用粗糙的工业模具压制而成,令人眼前一亮的好文章寥寥无几。有时,甚至连专家们集体讨论投票出来的满分作文,其质量也令人怀疑。
“2020年浙江有一篇满分的高考作文,叫《生活在树上》,这篇作文最初得分并不高,后来整个阅卷组,语文教育的专家,由大学教授领着,经过集体讨论之后,改判给他一个满分。可是这篇作文在我眼里就是一种八股文,说些漂亮话,没有自己的思想,里边大量地引用名人名言,什么卡尔维诺、海德格尔……我数了数,几百字的文章里引用了七八个名人的话,而且有些引用的内容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有的引用甚至是生拉硬套的错误理解……”
朱自强在给学生讲授的通识教育课上,把这篇满分作文印发给了他的学生,希望学生们也效仿专家组讨论,给这篇作文把把关。结果令人惊讶,这些刚刚从应试教育里脱身出来的学生,在毫无提示的情况下,大都认为这篇文章“不怎么样”。
这种两极分裂式的评价,可能反映了语文教育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学生(甚至老师)的心目中,有两种好作文,一种是能真正打动人心的好作文,另一种是他们认为符合考试标准的好作文。一个学生即使有能力写出第一种好作文,但面对试卷的时候,也往往要去写第二种好作文。久而久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渐渐失去了写第一种好作文的能力。
八股文为何又重现
在漫长的汉语言传统里,作文能力往往被视为知识分子最为综合的能力,也是筛选人才的决定性指标。在古代,士子们往往通过一篇精彩的策论就可以金榜题名,得到重用。国家的统治者和选拔者相信,一个人的道德、才能、学养、见识和人品,一个人是否具备文韬武略和治国安邦的能力,都可以通过写文章来测试。这种科举取士制度,到了清代越发“八股文”化,终于在1905年被废止。不想到了今天,“八股文”又以不同的形式在应试教育中复活。
朱自强常年为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做讲座,这些老师的教学跨度很大,有全国各地幼儿园的园长们,也有小学的全国骨干教师、一线的普通语文教师。现在活跃在学科领域、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的许多语文名师,比如窦桂梅、薛法根等等,早年都曾是他教过的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员。
在长期关于儿童文学教育的实践中,朱自强发现,一线教师反映的痛点很多。很多老师在他的培训现场提出来:朱老师你讲得都好、都对,但一回到学校,校长和家长就不是这个要求了,他们要的是好分数,要的是升学率。“言下之意,就是我这套建构论的语文观和语文教学方法,对应到考试中,拿不到好分数。”
但事实并非如此,朱自强所接触到的优秀小学语文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应试能力都很强,因为老师教的是更高级的创造性表达、语言文本的意义建构,这些能力一旦具备,再去应试,类似于高维打低维。
深圳百仕达小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因此在教学上有一定的自由度。朱自强曾经连续三四年,每年暑期到这所学校给教师做培训。有一次,校长对他讲起本校在罗湖区统考中的考试成绩。校长说,自从他们学校开始把文学阅读作为语文教学的重点之后,成效就渐渐彰显出来。“一开始,他们通过抓阅读,统考成绩比其他学校的均分高出两三分,数年坚持下来之后,他们的统考成绩,已经高出其他学校的均分十几分。可见,阅读抓得越好,持续时间越长,学生的语文能力就会越高。”
用“通识”对“应试”纠偏
除此之外,朱自强也在大学从事通识教育的实践。他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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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李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