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关注职场妈妈：养育孩子的满足感和职业成就感，我能不能都要？

原创 2022-05-08 公益

中国拥有庞大的女性就业人口，其中大多数正处于生育年龄。妈妈们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对国家而言，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对妈妈们来说，能提升她们的社会福利，促进女性经济独立，并提高实现社会价值的成就感。而让职场妈妈们有更多信心面对“工作-家庭”关系的挑战，需要足够的外部支持。对她们来说，首先要平衡的是“既不是好妈妈、也不是好员工”的压力和挫败感，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是政策上的支持，然后带来社会文化上的改变。

徐凡

中国女性就业率排名世界前列。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最新数据，中国女性就业率（占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百分比）为61.6%，世界排名42位，不仅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就业率（51.8%），也高于中等高收入国家（55.48%），以及低收入国家（56.8%）。这意味着中国拥有庞大数量的、比大多数国家比例更高的女性就业人口。这些身处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大多数也正处于生育年龄。可以想见的是，由于社会意义上的劳动黄金年龄段和医学意义上的生育黄金年龄段往往基本重合，这让那些准备成为妈妈或者已经成为妈妈的职场女性，难以避免地要面对育儿照料和工作职责的两难选择。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出多项政策来减轻家庭育儿照料、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压力，譬如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父母共享的育儿假等。《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指出，将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政策，并倡导男女平等分担家务、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等，这些积极举措都是为了让女性在家庭照料和职业发展的两难选择中，有更多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现实中，职场妈妈面临的选择，往往比公共照料服务和育儿假这些支持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实际上，这种复杂性不分国界、教育背景和经济能力，尽管她们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但来自工作-家庭关系的挑战，普遍存在。

无论工作取得多少成绩，她在当地人眼里仍是一个“可怜人”

小芳姐，这是小芳身边很多人对她的称呼。她是70后，一个中专生，这在那个年代意味着还不错的教育背景和更理想的工作机会。她在随后的90年代打工浪潮中走过很多城市。她还喜欢学习，二十多年前曾在月薪只有600块钱时就花980块钱买了一套营销策划教学光碟自学，尽管营销策划并不是她当时工作紧迫而重要的知识。

因为要陪伴回老家读书的孩子，小芳姐决定回老家。她曾经在私立学校当过老师，非常受学生们欢迎，孩子们经常对她说“你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可是，正因为她是一个“妈妈”，现在不得不放弃自己最喜欢的工作。在老家，这种工作机会非常少。她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当地的绘本馆当绘本老师，但这份工作不能让她兼顾照料孩子。“本来绘本馆的孩子很多就是作为日托来这里的，一般是每天下午三点开讲，结果每次正讲到热火朝天的时候，四点钟我就跑了，我得去接我自己的孩子放学。这样次数多了后，老板就非常不满，其他时候在工作上怎么努力都不行。”

小芳姐有次看在电线杆上招聘保洁员的广告单，意识到这可能是她为数不多的可以兼顾挣钱和照顾孩子的工作选择。这个念头让她心里感到很难过，她已经见识过很多大城市，当过会计，也曾经是一名教育工作者，都干得不错，但现在她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了。

这个工作很累，虽然客户越多意味着收入更多，但也意味着更大强度的体力劳动。她每天五点起床，收拾家务、做早饭、准备孩子上学和自己上工的工具，然后必须七点半准时到达客户家里，一天要做好几户，一直干到下午五点。春节前是最忙的时候，有时候要忙到凌晨四点才能躺下睡觉，然后六点起床再去下一家。她做过记录，曾经最长连续56天没休息过。

但是，这个工作的好处是，每次她跟客户说去干活时可能中间需要出去接孩子和带孩子，一般客户都会答应。这让她觉得这份工作是可以接受的，并一直坚持了下来。有些客户还会直接把钥匙交给她，这样让她可以更加灵活地安排时间。由于干得认真负责，通过口碑相传，很多不认识的客户都是自己找上门来。这些让她感到自己被人信任和需要，很有成就感，也开始变得自信。

尽管非常忙碌，小芳姐爱学习的习惯一直还在。她总觉得自己干的活不专业，为什么玻璃总是擦得不够干净？被子为什么叠不出四个角？偶然看到北京有个公益机构提供免费家政服务培训，她便坐车去北京学了一个星期。回来后更是接单接不过来，后来小芳姐开始请帮手，一段时间后发现这种方式不能保证质量。再加上已经开始能接到单位的业务了，于是她拿出以前自学过的策划营销知识开始策划方案，正式注册了家政服务公司。现在，她已经有了二三十个员工，几乎从不需要做业务推广，很多客户都是主动找上门来。

“我做家政，几乎就没有别人经常会遇到的淡旺季，我永远都是旺季”，小芳姐对客户的认可感到非常开心。虽然最初这份工作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也一直很遗憾中断了最喜欢的儿童教育工作，但现在从工作中收获了很多的成就感。这些经历也激励着她继续学习，希望接下来能通过社工证、家庭教育培训师资格的考试，将来能做一个专业的养老院院长。

小芳姐的成就让她身边很多人感到很钦佩，但小城的传统认知和她的思想格格不入，她仍然倍感孤独。在当地人眼里，她还是一个“可怜人”——没有男人可以依靠，才不得不这么辛苦，这都是她自找的。为了避免这种让她感到“不平等”的可怜，哪怕是善意的，她也不会去主动讲自己遇到的困难，而这让她不仅更难以获得外部支持，也带来很大的精神苦闷。直到后来，她在唯爱妈妈线上互助小组里，发现了很多和她一样的人，认识了很多和她类似经历、但非常优秀、也一直非常努力的职场妈妈，才感到精神找到了归宿。

无论怎么努力，还是只能做做内勤

小花（化名）是90后，是一个研究生。她曾经做过一个有别于社会主流的选择，就是成为一个未婚妈妈，这让她失去了当时的稳定工作，也离开了当时工作所在的城市。当孩子出生后，由于面临着养育压力，她回到离老家比较近的一个大城市，希望在自己上班的时候，母亲能方便过来给她带孩子。

在找工作的时候，小花就特别注意要找一个能对她这样的独抚妈妈比较宽容的工作环境。她觉得自己特别幸运，不仅很快找到了工作，自己工作的部门也对她的经历全然接纳。领导和同事非常理解她需要更弹性的工作时间，主动提供很多支持。每到重大节假日，她不需要请假便可以提前几天回家。她甚至还能带孩子到办公室工作，尽管部门的同事们都没结婚，但对她的孩子都很友爱，有时候有些不错的下午茶，她的同事还会特意给她的孩子留一份让她带回去。

小花对这一切充满感激，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个好员工。因为转行做了新媒体，需要新的工作技能，为了能尽快胜任工作，小花在网上找了一个音视频剪辑的一对一教学，并请老师在每天中午工歇时间给她上课。为了尽早赶回去接替已经辛苦带了一天孩子的母亲，她一般都会准时下班。但周五的时候她会提前一点下班，这样能让母亲按时坐上火车回自己家。所有的周六日，她都需要24小时照看孩子。最难的是在孩子刚会爬、但不会走路的时候，因为没有其他人帮忙，她为了做饭，或者正巧手头有必须立刻完成的工作，她不得不把孩子放进高高的澡盆、或者洗衣机滚筒里，暂时让孩子独自呆着。

在这种高强度和连续不断的压力之下，小花的情绪变得容易失控，尤其是面对孩子的时候。她很快察觉这种异常，开始去找本地的心理咨询服务，也使用唯爱妈妈提供的线上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小花的工作也正好属于心理健康领域，她还开始正式学习心理学专业，她觉得这不仅能提高专业能力，对自己和孩子本身也非常有益，这种能将生活和工作结合起来的方式，对她来说非常完美。

小花申请的是国外心理学硕士专业，为了跟上课程，需要强化英语水平，她会充分利用上下班通勤时间学习英语。她早上特意提前出门，专门坐单程要花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这样路上可以学习更长时间。晚上则因为要赶回家照顾孩子，便选择只需要40分钟的地铁。平时因为母亲可以依靠，她会在下班后继续留在办公室远程上课和完成作业，经常要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到家。

然而，小花还是感到很茫然。她很感激部门对她照料孩子的宽容，但这也决定了她不能参与重要项目，毕竟一个重要的项目很难接受项目成员随时离开。她正是这种情况，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孩子生病了、或者老师要求家长去学校，她都得立刻离开工作现场。现在，她大多数时候只能做一些内勤工作。她非常羡慕在另一个部门负责跟剧的朋友，不仅挣钱更多，而且工作内容也有意思得多，但这个工作经常需要连续外出两三月跟拍，这对她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她的身体现在也不如从前了，这是因为她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环境和感激领导同事的优待，在刚开始几年里拼命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下造成的，所以自己现在也不像前几年那么拼命了。

然而对小花来说，暂时舍弃职业发展只是一种策略，她现在只是因为要照顾孩子而精力比较分散，并不是之前周围人总说的“一孕傻三年”，曾经这种刻板印象一度让她以为自己是能力不够而倍感沮丧。她觉得孩子读小学二年级后，应该就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陪伴时间了，到时候她还是要去努力追求职业发展，毕竟她也得靠职业发展才能挣更多的钱，才能为孩子带去更好的生活——她常常为此深感愧疚，似乎无论怎么努力都很难平衡工作和照顾孩子，还不能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

经历过抉择，发现高质量陪伴孩子和工作成就感不可兼得

采访小燕（化名）的时候，她自我介绍的第一句便是：“我常常问自己，我是一个更愿意陪伴孩子的妈妈，在家庭中更多一些，还是更愿意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小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很想弄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这对于她要明白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至关重要。她曾在怀孕的时候有一年多时间辞职在家，她一直记得当时那种脱离社会的感觉，她知道那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状态。

“如果只是带孩子，成天只围着孩子转，会容易失去自我，我觉得那个时候花钱都感觉不痛快”，小燕说。带孩子的那种压力是无形的，也没有边界，“而工作即便有压力，这种压力也是很明确的，不会觉得没意思。而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周围人的认可，获得他人的信赖，这对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非常重要。”然而随后的经历，又让她明白，要想工作有所成就，就无法为孩子提供有质量的陪伴。

小燕学习教育专业，有高级教师资格证，但她开始并不太喜欢老师这个职业。有孩子之前，她在传媒公司，干得还不错。当然这对她来说似乎也并不难，她从大学起就实现了经济独立。无论在哪里，也总是能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并获得升职邀请。但现在，她带着孩子找工作，忽然发现当老师对她来说几乎是一个完美职业。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她去一个外语幼儿园工作，孩子也能跟着上幼儿园，她可以随时照看孩子。后来等孩子上小学了，她拒绝了幼儿园园长邀请她成为合伙人的诚意，又去了一个英语教育机构，因为这里可以托管孩子，她的孩子也可以去，而内部员工还有托管费五折优惠，这能省下一大笔开销。能将工作和照顾孩子结合在一起，她觉得这真是完美的工作。后来，她看孩子也大了些，应该可以不需要那么多陪伴了，开始想在事业上再闯一闯。

她接受了一个闺蜜的邀请，去了离家比较远、但能发挥她专业优势的机构，当时的薪水也很满意。不出所料地，小燕很快又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得到很多人赏识，当时职位又是管理层，小燕说，“那个时候成就感很高，因此自信度也比以前高了很多”。但是，忽然有一天，学校老师跟她说“小燕，你关注一下你的孩子吧，他最近不太好”。这时小燕意识到，想要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就要在工作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每天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回到家，虽然看上去是在陪着孩子，自己却已经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有质量的陪伴，孩子自然也不会太好。

这对小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她回了趟老家，想了很久，最后艰难放弃现在的工作。而这让力邀她入伙的闺蜜非常不满。其实小燕也非常不满，因为她在接受邀请的时候，明确提出过她周六日不能工作，对方也答应了这一要求。但她的闺蜜是刚加入机构的中高层，还在试用期，因此也急切地想做出成绩，得到机构认可。实际上，她的闺蜜的孩子和她的孩子年龄差不多，在小燕看来，她的闺蜜也是放弃了很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在拼搏事业，只不过这并不是她能选择的“生活-工作”方式。

现在，小燕在离家比较近的一个教育机构工作，专业不十分对口，但她的加入为老板带来了更高效的管理，因此老板非常信赖她。在疫情期间机构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她的薪水一直没有降过。老板给予小燕很大的工作弹性，虽然薪水不如以前，那种成就感也不太一样，但小燕非常感激老板的接纳，工作更加尽心尽力。

在小燕心里，有机会再搏一把事业的想法从未消失，但现在她觉得要等孩子读初二后，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陪伴，到时候她会再寻找新的机会。

倾听职场妈妈的声音，理解她们自己的观点

试图解决职场妈妈们面临的挑战，首先应该去倾听职场妈妈们的声音，理解她们自己的观点，了解一个既定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她们的期待和感受，什么样的支持系统才能让职场妈妈们有更多信心去面对这一普遍挑战。

前程无忧曾发布《2021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基于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中国的职场妈妈最期望得到的支持是“给予适当的弹性工作制”（51.8%）、“给予应享受的福利”（38.9%）、“给予平等的晋升空间”（36.8%）、“给予更多的生育假期”（23.1%）等。这些期待和需求，在美国社会学教授凯特琳·柯林斯在2019年出版了《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中，也不断被探讨。

柯林斯用5年的时间内访谈了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135位中产职场妈妈，她发现，社会文化环境和“工作-家庭政策”，会塑造所在社会对“好妈妈”的期待，因此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对“好妈妈”的定义则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在哪一种福利政策和社会文化中，妈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因理想化的母职标准而倍感压力；对于职场妈妈来说，则来源于理想员工和完美妈妈的双重压力。

瑞典有着全世界出名的家庭福利体系，瑞典政府几乎扫清了职场妈妈们追求家庭幸福和事业成功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毋庸置疑，瑞典的妈妈们是世界上最具幸福感的妈妈群体。但她们仍为完美家长而倍感压力——要尽可能将孩子送进最好的日托班，又要确保孩子不会在日托班里待太久；要有足够的户外时间，但又不能总是在户外而脱离日托班的集体生活环境。瑞典政府允许父母们在孩子8岁前都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来照顾孩子，但有母亲对这一政策仍有不满，认为孩子进入青春期后需要父母有更多的陪伴和管教时间。不管怎样，“这个体系为了妈妈们的个人成功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这是出了名的”，因此在瑞典几乎没有“全职主妇”。如果真有人只想做全职妈妈在家陪孩子，由于丰富的福利和补贴都是基于就业基础之上的，那么将很有可能面临经济难题，也很难被主流文化所理解。

德国实行的是传统福利模式，这意味着“一人挣钱、一人照顾家庭”，很多时候，这个模式指的就是爸爸挣钱，妈妈照顾家庭。联邦德国的妈妈可以享受几乎长达三年的育儿假和充足的育儿补贴，让很多国家的妈妈们羡慕不已。但对德国妈妈们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在漫长的假期里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还容易被所在的职场认为对工作不够上心，毕竟无论在哪里，职场都更欢迎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员工。然而，如果妈妈主动缩短产假、减少产假福利，尽早返回工作场所，则会被身边人称为“乌鸦妈妈”，如果对工作表现得很有野心，则有可能被称为“事业狗”。在德国，大多数人都认为父母的亲自陪伴对孩子成长过程中保持身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对他们来说，在外面请保姆或者外部其他帮手来照看孩子，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美国崇尚的是美国梦下的个人奋斗，因此美国的妈妈们需要自己非常努力去平衡自身对事业的追求和对育儿的责任。她们所能得到的育儿福利是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少的，甚至只有四个州有带薪产假。她们一般情况下不会考虑兼职，因为这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以及要基本放弃职业发展。美国妈妈们的应对策略，尤其是较为成功的职场妈妈，一般是高价雇佣优质高价的家政服务业，而这需要她们有更成功的职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同时，她们利用一切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家庭事务的条理性。在这种社会文化下，她们无需为自己的事业心而感到羞愧，只要自己能和以前一样拼尽全力的工作，她们不会因为妈妈的身份而在晋升上遭受不公平对待。美国妈妈因此很少选择兼职，即便缩短工作时间、要求弹性工作时间都较少，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基本上放弃了职业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