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市场失意三年：市场化遇挫，普惠园爆满，幼儿园进场

（农健/图）

如何照料两岁的小女儿，职场妈妈张项算过一笔账：要么请父母看着育儿嫂照顾，那要在小区内再租一套房子，租金6000元，育儿嫂月薪7000元。或是送去托育园，价格5000元。

张项是广州一名公立小学老师，女儿1岁前，她只需在家中上网课，但学校2020年秋季复课后，问题摆在眼前。

5000元，这也是王荣辉算的账。她创办的托育机构纽诺，在陆续关闭之前曾是珠三角最大的托育品牌，常规收费五千多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下调至四千多。王荣辉算的账是，珠三角的年轻女性大多能找到一份月薪6000元以上的工作——花费四五千送托，保留自己在职场的竞争力，比回家全职带娃更理性。

不同家庭的选择，背后有不同考虑。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幼儿入托率为7%，相较三年前提高了1.4个百分点，远低于35%的送托意愿——观念、价格、信任度和监管政策，共同拨动着这些数字升降。

2019年被称为“托育元年”。这年5月，国务院发布3岁以下托育服务规范文件，令人想起新千年之前遍布全国各地的托儿所。这项面向0-3岁幼儿的照护服务被各界寄予厚望：家长希望其解决看护难题，政府希望其提振生育率，资本则预估这将是千亿级的蓝海。

三年过去，托育行业的脆弱在疫情下更为凸显——入托率仍维持个位数，新出生人口持续下滑，风险投资大量退出，还在运营的园所多数亏损，但仍有中小投资者入局。

按照规划，中国将在2025年建成600万个缺口，根据国家卫健委近期公布的数字推算，目前仍有三百多万缺口。一些迹象显示，政府将在托育服务中承担起更重要的角色。

失败的创业者

2022年4月9日，广州塔附近某商场二楼一角，王荣辉的一个托育园刚关闭不久。这个园两面采光，拥有独立出入口，窗上印着“宝宝交给纽诺，爸妈安心上班”。张项曾每天把女儿送到这里。

大门如今已被房东锁上，门上贴的催租单落款为4月2日，房间里空空荡荡，漂亮的浅黄色家具上布满了灰，门头挂着12周年庆的装饰——2021年是王荣辉入行的第12个年头。

2009年，王荣辉开了一家早教中心，一千多平方米的园区位于刚发展起来的广州CBD珠江新城。王荣辉回忆，装修就花了两百多万。

那是她创业的开端，在此之前，王荣辉曾在外企担任人力资源总监，生育第一个女儿后回归家庭。

2013年，王荣辉的早教中心转型为托育园，彼时托育园在国内市场还很少见，但凭借早教中心攒下的口碑，托育园招生情况很好，用王荣辉的话说是“一位难求”。

在中国，早教中心和托育都面向0-3岁幼儿，前者提供一小时以内的课程，大多是父母周末带孩子参加，后者则在工作日提供全日制照护服务。

由于客群重合，时间互补，早教机构是托育行业较早一批入局者——工作日开托育园，周末上早教课，这个模式被称为“早托一体”。

通常认为，早托一体能提高人员和场地利用率，但王荣辉没有选择这一模式。她在2019年一次演讲中表示，2016年接触投资机构时，就参照美国、新加坡的政策规范建设园区，因此能在2019年规范出台后平稳过渡。

规范指的是国家卫健委2019年出台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标准对托育机构的面积、布局、楼层作出严格要求。

王荣辉的托育园更多开在社区，并在选址和建设时考虑到规范标准，而早教机构大多开设在商场内，很难通过改造符合要求。

2019年倒下的早托机构凯瑞宝贝便是一个例子。

这家机构在上海曾拥有五十多家门店，上海的托育监管政策出台后，该公司耗费大量资金用于改造合规，但截至倒闭时，只有1家门店完成登记备案。

由于相关政策出台，2019年被业内称为“托育元年”。风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