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稳市场主体、稳就业，进而稳消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 （受访者供图/图）

从中央到地方，近期纷纷发布促消费政策，并特别针对服务业等困难行业出台了纾困扶持措施。

如何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建议，要针对居民消费的新需求、消费恢复的薄弱点、消费市场的新变化，精准发力。

居民消费面临增长压力

南方周末：为何推动消费持续恢复是2022年重点工作之一？

王微：持续恢复消费主要针对疫情冲击和影响。

我国疫情恢复走在世界前列，不过恢复过程中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譬如消费的恢复滞后于整个经济大盘的恢复和制造业供给端的恢复，像服务消费，像餐饮、美容美发、旅游交通等方面。2021年消费恢复的情况好于2020年，但未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整体经济增长也滞后于供给端的恢复，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南方周末：消费恢复，好的方面体现在哪里？

王微：从积极面来看，首先消费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主动力的作用，这一态势很明显。主要表现为消费占GDP比重逐步提升，在加快恢复中承担着压舱石的作用。

其次，新消费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对消费恢复越来越重要，包括网购、国潮国牌的消费、疫情推动下的线上游戏娱乐等服务消费。

政策创新还促进消费回流，这是很重要的增长点。海南免税增长较快，2021年免税销售额是2019年的三四倍。在中心城市促消费政策、品牌营销活动的吸引下，大牌销量增长也非常明显。2021年，广州、上海一些商业区的大牌门口经常排长队。

再次，城市消费活动在整个消费恢复中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费增长总体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加成渝这四个城市群的整体消费在全国消费中的比重超过50%，带动作用特别突出。

南方周末：消费滞后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微：在消费恢复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餐饮、旅游、交通、文化娱乐活动，需要面对面或一定现场的消费活动，在疫情和管控政策的影响下，目前受到比较大的抑制。

这些方面的增长乏力，可能是拖累整个消费恢复、经济大盘稳定的重要因素。尤其现在疫情多点散发，导致防控难度比以前更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非常明显。考虑到2022年疫情情况，我们认为，可能2022年恢复的难度比2021年要更大一些。这也是前段时间出台服务业纾困政策的重要背景，服务消费受到的重创到目前为止还未完全恢复。

第二，居民消费正处在调整过程中。这种调整不是短期，而是长期。因此即使国家出台促消费政策，有些消费也未必能立刻出现预期的增长。

比如过去几次遭遇外部冲击、经济低迷时期，家电消费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有力抓手，但现在促家电消费、汽车消费的效果不及以前明显。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城乡居民家电普及率已达到高位。2008年正是农村居民家电加快普及的时期，所以国家出台家电下乡政策，老百姓就很乐意接受。但当下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家电基本普及了，家电消费重点转向智能、节能及更加个性化的小家电产品。

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的重点发生变化，以促量为主的消费促进政策，恐怕效果会比较有限。

2021年出台的一些促消费政策，我们感觉在家电、汽车方面效果不明显。当然这些还受别的因素影响，比如缺芯、城市限购等因素。再比如，现在全国城市居民家庭户均1.1套住房，住房消费增长也在逐步放缓。那带动的家居装修装饰这一系列的消费，增长也会比以前更缓慢一些。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多外来消费短期内难以回补。疫情前我国是全球比较大的旅游目的地，受疫情影响，国际旅行、国际商务交往等带来的人流和相关的消费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由于疫情防控出行受阻，全国性的跨地区旅游消费也大大减少。

第四，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商务活动，这些团体消费大大减少了。大大小小的机构和企业们，总要办一些活动。但现在财政支出偏紧、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会议、招待、促销等活动的消费就会萎缩。这类团体消费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在18%左右。这部分消费的下降，对整个消费市场的活跃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总体而言，受到疫情影响，消费目前面临着增长压力，需要进一步加快恢复消费的过程。

所以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恢复消费：要进一步激发老百姓需求，特别要针对老百姓的新需求出台政策；对于一些恢复得不理想的地方，比如旅游、餐饮，也需要通过更完善的疫情防控政策将这些消费释放出来。

另外，我们促消费的大逻辑是市场主体和企业稳定了，老百姓就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消费。所以政府资源主要用于稳市场主体、稳就业，进而稳消费。从企业到收入再到消费，肯定有时滞，所以我判断2022年消费的恢复可能仍然会相对滞后于整个经济大盘，滞后于供给方面的增长，但这个差距可能会慢慢缩小。

城市是消费主战场

南方周末：您所在的市场研究所2016年开始了消费城市的调研和研究。当时为何会研究消费城市？

王微：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主要研究消费的增长点在哪里。以前我们一说扩消费，往往把农村放在第一位，扩大农村居民消费。但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城市消费的规模越来越大。大概在2012年、2013年左右，县及县级以上的城市消费，在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超过80%。因此我们认为城市是消费的主战场，我们必须把城市作为关注消费、引领消费、扩大消费的主要领域。

2016年前后，上海和深圳的市政府也特别邀请我们去调研。当时存在一个社会舆论，认为电商的出现会使得实体经济衰弱，特别是零售商业线下的消费受到很大冲击。我们那时候也很困惑，但始终坚持认为，线上消费一定会跟线下消费互动，以此促进线下消费创新。

譬如上海在电商的冲击下，实体零售的消费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购物中心探索转型，变成了体验中心、服务中心、孩子们的娱乐中心。

深圳算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也在思考怎么让年轻人更好地消费，更加地国际化、时尚化。国家常提出要让消费发挥主导作用，那到底用什么样的消费政策来支持创新，形成新的消费模式？深圳就表示，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愿意探索。

所以我们围绕这两个城市深入调研。结合国际经验，我们发现城市化水平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对大型城市特别是城市群中心城市来说，消费功能就成为城市最重要的功能，这也是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功能。

这个功能一方面是消费的实现、消费的创新和引领。同时它推动形成优质的营商环境，能够为吸引高端资源、创新资源提供支撑。譬如一些高级人才很注重城市的生活品质、医疗教育、休闲娱乐。

国际上也有相关的理论研究，城市化到了一定阶段，城市的消费功能比它的生产功能还要重要。尤其是中心城市，很多生产功能可能会外移，但是消费功能、服务功能，这种要素集聚的功能只会越来越强。

国际上把这种城市称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从全球来看，城市体系在调整，这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格局也在变化。结合国际研究和国内发展的要求，我们觉得中国也到了建设或者形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关键时期。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位居前列的城市，已经进入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行列。但这仅仅因为规模大和增长速度快，在对接全球消费、发挥全球影响力方面可能还不一定够。

那些国外大牌，为什么开店首选中国，就是看重未来中国的消费潜力。未来国内的大型中心城市，将是全球消费资源集聚的地方。

同时，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中国消费品制造也最具竞争力，譬如服装、鞋帽、玩具。但我们不可能永远是别人的代工，我们的品牌需要成长，需要面向国际窗口，往往也需要借助这样的消费城市进入国际市场。

上海世贸中心便是中国品牌常年的展示中心；深圳很多消费品牌，已经开始在全球树立影响，比如手机、女装、珠宝；广州有广交会这样的平台，帮助珠三角制造业集群进入全球市场。

中国的消费品工业有高品质的加工基地，再加上中国的设计能力、品牌建设，我们也可以引领全球消费的时尚。这意味着，将来，中国不光要引进全球大牌资源，还需要依靠这种能够参与全球化、进入到全球城市体系的消费中心城市来发挥强大的引领作用。

概括来说，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第一，它们是消费实现的高地，消费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二，它是全球消费资源的积聚地，譬如品牌创新、时尚发布等，这些都是资源；第三，它是全球消费时尚的引领地，通过发布活动、创新活动等引领全球消费。

南方周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否不能只着眼于商务领域？

王微：是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不只是商务部门的事，它是多个部门的事。

首先我们说消费，不光指消费品。过去几十年，老百姓的消费一直以商品消费为主。现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服务消费在生活中的占比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超过了44%，“十四五”期间预计将超过50%。未来消费更大的空间不在商品上，而是在服务上；不仅限于餐饮、旅游，而是和老百姓生活质量、生命质量、个人素质的提高以及精神世界的丰富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么，医疗健康、休闲娱乐、培训教育、文化旅游等都有可能成为老百姓消费的内容。消费内容的广泛，已经不局限于商务部门主管的零售业。文化、娱乐、体育、医疗、健康这些行业提供的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活动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

所以要提升消费就得创造这些服务的供给，消费型产业需要更加丰富的发展。商务部门的商圈建设相当于提供一个载体，往里面装什么内容，就需要文旅、工信、体育、教育等部门发力。消费环境的营造，则需要监管部门、交通部门，在便利化设施、交通设施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政策支持方面，过去大量政策都是给制造业、生产端的，现在怎么更好地支持服务消费的发展就有很大的政策探索空间。比如刚才谈到的免税，在过去的消费政策里几乎没有，有的都是出口免税鼓励生产的。免税消费就是一个新的政策空间。

再譬如我们想吸引全球消费者来中国消费，国际游客的免签政策、口岸之间的相互认证等方面，都需要改进。

还有服务业的开放问题。像健康、娱乐、教育，国际市场有供给，但不一定能进入中国市场。没有高端资源又不放开，那只有国人出去。年轻人跑法国学餐饮管理，去瑞士学酒店管理。服务业的放开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都需要政府部门共同努力。

因此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是商务部门一家的事。短期来看，商务部门可能是获益最大、比较容易找到抓手的部门；但中长期来看，交通、工信、教育、医疗、文旅等部门都会是受益部门，都会得到极大的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政策协同、多部门发力。

南方周末：以前的消费政策主要刺激农村消费，现在我们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消费的重点地域出现了转变？

王微：从地域来讲，最近这一两年，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县域消费的崛起。

一是现在真正在农村里生活的人少了，大量的人从农村进入县城。譬如小孩都要到县城上学，家长就跟着来了；年轻人结婚买房子也都买在县城里。以县城为中心的这种县域消费，现在成为一个很大的新兴消费市场。

二是随着产业的转移、互联网的普及，很多岗位不一定要集聚在大城市里，而是在县城。这使得县城里有了新的人群、新的就业，就会带动新的消费。譬如一部分农民工，过去在大城市打工，现在看到县城里有机会便会回来创业。所以，现在县域消费在快速发展。这两年淘宝、京东做下沉，县城就是最重要的落脚点。它们以县城为中心，再向更下的层次配送，市场覆盖面更大。

因此，现在推动消费，不是简单地扩大农村消费，而是有重点、更精准地根据消费市场的变化来促进消费。这也是为什么“十四五”规划和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面向这种新的消费变化来精准发力，也是有效扩大消费和更好满足消费需求的重要抓手。

总结而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满足中高端消费，县城为核心的县域消费是更加贴近生活的、接地气的消费。这种多层次的精准发力，是当前扩大消费的重要的政策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