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利城:寻觅“安琪拉的灰烬”
“威利还活着,他就敢那样糟改人家!那年他从美国飞来签售,威利也去买了一本,当他的面把书撕了!”南希边说边做撕书动作,很解恨的样子。
南希和露西越说越气,鼻翼翕动,胸脯起伏,双手打颤……为非亲非故的人鸣不平,对家乡又有如此高的荣誉感,实在是难能可贵。可是,如果两位老太太继续说下去,说不定会绷断脑血管,至少也要夜不成寐。
(本文首发于2022年3月31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杨嘉敏
夏秋之交的一个午后,我坐在从都柏林开往利默里克的车上,手捧一本纸张旧成麦秸色的书。爱尔兰原野带一丝苦味的清冽芬芳,掺上从大西洋飘来的腥涩,渗透到车里来。就着爱尔兰的气息,我重品爱裔作家弗兰克·麦考特的名著——《安琪拉的灰烬》。
弗兰克·麦考特生于一九三〇年,在利默里克的贫民区长大,十九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纽约。他在纽约当了一辈子教书匠,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退休后,他把自己在爱尔兰艰辛成长的故事写了出来,获得超乎他本人想象的巨大成功。《安琪拉的灰烬》不但拿到普利策奖,还曾在英语国家稳居畅销书榜首两年半之久,后来陆续被翻成多种文字,畅销各国。
记得,在一九九七年六月,我在澳洲阿德莱德的戴莫克斯书店买了这本人人都在谈论的书,废寝忘食,一晚上就把它读完了。它让我想到《失态的季节》——王蒙作品中,我最爱的一部。麦考特和王蒙背景不同,语言不同,却有颇为相似的写作风格,文字诙谐睿智,修辞狂放不羁,都喜欢写近乎歇斯底里的长句和暴风骤雨般的大段排比……
我到欧洲旅行过几回,这回终于把爱尔兰列入了旅程。出发时,我特意把《安琪拉的灰烬》放进了行李箱。
楼下“爱尔兰”,楼上“意大利”
抵达利城,我拉着箱子走出车站,步行十几分钟,顺利找到了在AirBnB上预订的民宿。是不列颠群岛上常见的那种联体排房中的一幢,有浓郁的年代感。我到早了,早了近两小时。想给房东打电话,请他提前送钥匙,可到底不肯给人家添麻烦,就走进街对面的公园,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公园的名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格外亲切,叫做“人民公园”——这是国内公园的常用名。
坐在那里,我哑然失笑,因为忽然想到,人民公园不就是少年麦考特做过春梦的地方么。命运纵有千般不幸,生活纵有万种坎坷,神奇的荷尔蒙仍会在年轻的身体里施展魔法。春风荡漾的时节,名卉盛开,野花也要绽放。苦孩子麦考特在破衣烂衫中生长发育,不可阻挡地步入了青春期。一天,他在图书馆偶然读到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一篇涉及性爱的文章,对男女之事恍然大悟。女馆员发现他偷看“淫书”,生气地一把夺过,让他去教堂向神父忏悔“罪过”。他意乱神迷地走出图书馆,来到人民公园,躺在草地上昏昏睡去,做了一个“肮脏”的白日梦……
当年读到这一段,看见林语堂的名字,我感到很惊讶。在那个中国人被贬为“东亚病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年代,一个(或许更多)欧洲少年竟是从中国学者的著述里获得性启蒙的。
麦考特已经过世多年,他的青春糗事更是久远的发生。懵懂少年心中的悸动和惆怅,若不曾写下来,就如同从未有过一样。花开花谢,周而复始,人生人卒,世代更迭,有多少人在世上走过,就有多少份随风飘散的豆蔻年华。
房东本杰明竟然是个年轻人,顶多二十五岁。他虎背熊腰,一脸雀斑,是挺喜兴的小伙子。“朱先生,你也是因为读了《安琪拉的灰烬》才来这里的吧?”一见面他就问我。爱尔兰人讲英语既好听又亲热,好比大连人讲的胶辽官话,有温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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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蓁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