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悲鳴”？复盘江歌遇害案

二审开庭前，刘鑫在法院门口。 （胡贵云/图）

2022年2月16日上午，江歌民事案二审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刘鑫（案发后改名刘暖曦）突然在法庭上大叫了一声，把双方律师、法官以及旁听人员吓了一跳。

江歌案包括刑事和民事两个案件。刑事案指的是江歌遇害案，该案于2017年底由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凶犯陈世峰获刑20年。民事案即江歌母亲江秋莲在国内诉刘鑫的生命权纠纷。2022年1月10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刘鑫被判赔偿江秋莲69.6万元。刘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

在关注此案的一位律师看来，江歌民事案所涉及的案件事实，主要来自江歌刑事案，刘鑫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需要承担多大责任，也主要取决于她在刑事案中的所作所为。

与一审开庭时相反，一审出庭的江秋莲二审没有露面，而一审没有露面的刘鑫二审选择出庭，并在开庭前接受了数家媒体采访。这也是继2017年在视频节目《局面》中出镜后，刘鑫首次直面媒体。作为原告口中的“忘恩负义”者、公众眼中的“毒闺蜜”，她的一举一动备受瞩目。

刘鑫在法庭上大叫，与庭审涉及的一份证据有关。江歌遇害时，刘鑫曾两次拨打日本的110报警，报警系统录了音，并成为江歌遇害案的证据。在民事案中，原告从日方调取了卷宗材料，其中包括这两个报警录音。

不过，第一个报警录音并非原件，而是日方做过技术处理后的版本——第1分37秒处的声音，被“嘀”声遮盖掉了。有说法称，日本法庭遮蔽这个声音，是担心当庭播放会引起听众不适。

但是，这个被遮蔽的声音究竟是谁的，恰恰成为本案二审的重要争议点：江秋莲方认为，遮盖掉的声音是江歌遇害时发出的“惨叫”；而刘鑫方认为，是刘鑫发出的“尖叫”。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警方就报警录音制作的文字记录中，将这个遮盖掉的声音标注为日文“悲鳴”（“鳴”为汉字“鸣”的繁体），这个词既可以翻译为“惨叫”，也可以为“尖叫”。

当二审庭审涉及此细节时，刘鑫本人发言。

“我当时突然很想去解释。”庭审结束后，刘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想解释这个声音是我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感，真的（让我）陷入当时的情景里面去了，然后我就不自觉地喊出来了，就像我报警时那样……”

由于事发楼道没有监控视频，江歌遇害的具体经过一直充满争议。围绕江歌遇害案，至今已出现至少四个案情还原版本（详见相关报道《江歌遇害的四个版本》），其中，江秋莲代理律师黄乐平的版本，与刘鑫所陈述的版本可谓针锋相对。

南方周末记者结合公开的江歌遇害案庭审记录和判决书、江歌民事案一审庭审笔录和判决书、黄乐平记者座谈会录音等资料，对这两个版本加以还原，以期复盘江歌案关键的几分钟。

二审开庭前后，南方周末记者分别采访了刘鑫及其代理律师胡贵云。南方周末记者亦曾联系江秋莲，其表示不想就案件细节“打泥巴战”，没有接受采访。一审期间曾召开记者座谈会的黄乐平也表示，二审宣判前不再接受采访。

203住户证词：听到江歌叫了一声

事发当晚的监控视频显示，2016年11月3日0点5分，刘鑫走出电车（地铁）东中野站检票口，前往A3出口与江歌会合，两人一同向合租的大内公寓方向走去。0点12分，两人的身影出现在离大内公寓210米处的监控摄像头中。

据黄乐平推算，江歌与刘鑫于0点15分左右到了公寓栅栏门门口。

半个多小时之前，刘鑫前男友陈世峰来到公寓二楼与三楼间的楼梯上。根据东京地方法院庭审（以下简称“日本法庭”）查明的事实，陈当时戴着口罩、穿着一双红色的鞋子，随身携带了一瓶威士忌酒、一把刀刃长9.3厘米的水果刀和一套用来替换的衣服，“事先埋伏，伺机行凶”。

0点16分，刘鑫拨打了第一个报警电话。

0点22分，刘鑫拨打了第二个报警电话。

案卷显示，日本警方推断陈世峰的作案时间是在0点16分前后，但具体时间未确定。

公寓203住户Tan（原笔录如此）的证言称，在出事夜晚，门外过道突然传来“bata bata”的脚步声，脚步声很多，他认为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而是2人以上的脚步声。紧接着，他听到过道传来听上去像是江歌的叫声，他形容那是一个像“猫被勒住脖子的声音”。

Tan随后开门查看，正好看到倒在201室门口的江歌，以及蹲在江歌身边的陈世峰，并与其对视两三秒，他误以为陈世峰在照顾醉酒的江歌，随后关上了门。紧接着，Tan听到一个人快速远去的脚步声。

与其同居的Nan担心江歌是不是一直倒在门口，便再次开门，结果看到江歌家门上有血，“跟她说话也没反应”，意识到江歌已经被害。

根据Tan的证言，整个案发过程，他只听到江歌叫了这一声。

Tan的证言与法医的证词相互印证。按法医的说法，陈世峰捅江歌脖子的数刀当中，有一刀是致命的。法医判断，这一刀刺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