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复调：催眠术与近代中国

2015年，年轻的住院医师张邦彦离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投身科学史及科技与社会研究。对于弃医从文，他是这样解释的：

“以科学的手段解决肉体耗损、病痛固然重要，但我更在意个人与集体是如何建立他们的身心灵和外在世界的秩序，或在失序中谋求疗愈、共存、革新的安身立命之道。”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成为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在研究成果付梓之际，历史学家黄克武作序道：“我觉得‘复调’二字最能彰显全书之旨趣。”

长期以来，学界对近代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集中在知识分子带有政治意图的科学宣言，也相信科学的启蒙与进步来自上层精英的努力，却忘记给予相形之下更庞大的人口应有的篇幅，忽略了科学在常民生活中展现的广泛效应，以及常民活动为科学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时候，常民对科学的信念、投资、应用、误识和挪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并不亚于科学发现本身所带来的改变。

催眠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显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范畴，可以是多元、模糊且游移的，并与哲学、宗教和迷信等相互界定。科学并非上层精英专属，知识的传播未必是“自上而下”；民众并非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生产者。

黄克武在序言中谈及了五个“复调”：科学实践之复调、身体的复调、精神的复调、科学的复调和地理的复调。以往对催眠术的研究，多以欧洲为中心，忽略或排斥它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是长期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强调中心而忽略“边陲”的偏见。张邦彦则将近代中国催眠术放在中西、古今交织的历史脉络之中来观察其多元意涵，考察催眠术由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知识流动，以及催眠术在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

2020年，《精神的复调》在中国台湾出版，受到了历史、心理、文学甚至艺术领域的关注。次年末，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更名为《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令出版社意外的是，在正式出版前，这本书在豆瓣网上收获了五六倍于往常学术新作的关注。

《南方人物周刊》对张邦彦的采访不仅围绕近代科学史，也围绕一个青年人如何探索自己的道路。他坦言自己当初顺从了社会主流的期待，进入医学系。七年学业结束，进入医院的第一年，他决定转向人文社科研究，以解答自己对人生的不满足与不甘心，以探索人生是否会有其他可能性：

“我的日常临床工作崇尚专注于当下的冷静与理性，但透过书写过去人们的诸多努力、尝试和对理想或可欲事物的追寻，不论他们伟大或渺小、成功或失败、脆弱或坚韧，很大程度上都让我重新找回被压抑的热情与感性。”他说，“我们今天谈催眠术，谈的不只是催眠术，更是人们普遍而持续地对自己是谁、对未知、对自身与更深更广阔世界之间关系的探索。”

尽管研究成果备受好评，而立之年的张邦彦却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要往哪里走。他带着新知，再次回到医院，在环境及职业医学部做住院医师，在这个医学与社会结合紧密的领域，探索是否有自己值得投身之处。三年后，在导师王文基的鼓励下，他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继续科学史的研究。

当我们聊起年过三十仍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是否会感到一些压力时，他解释自己硕士期间每周在诊所兼职两天，有稳定的收入令家里放心，也提到父母对自己的尊重：不鼎力支持，但也不反对。

“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挚爱的家人。或许因为世代及教育背景的差异，使得我经常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也困惑于为何我总是深锁房门，足不出户。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宽厚地支持我的每一个选择。从过去到现在，我何其有幸能带着他们的祝福及体谅，朝向未知而开放的将来。”张邦彦在全书结尾写道。

▲张邦彦

催眠术风行于近代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首先还是想了解一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