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译传人”，世上唯有罗新璋

▲罗新璋  图/朱穆提供

2022年2月22日下午，翻译家、《红与黑》经典中译本作者罗新璋因病离世，终年85岁。

在法国文学翻译界，罗新璋不属于最耀眼和著作等身的译者，但圈内人都称，他只要出手，皆为精品，其简洁古雅的译文颇有傅雷之风，被誉为“傅译传人”。

罗译《红与黑》迄今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达四十多个版本。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和《古文大略》也给后世留下丰厚和精当的学术遗产。而更令人们感怀的，还有罗新璋近乎极致的严谨、令人莞尔的幽默、对后辈与友人的情深意切。

字里行间，“化傅为我”

翻译家施康强在《后傅雷时代》一文中曾说，他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

这当中，罗新璋的表现更为特别。

在北大上学时，他读了傅译作品，惊为天人，便将傅雷译作全部研究了一遍。

“傅雷对翻译的要求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讲究色彩变化，而且他讲究用字不重复。伏尔泰有一句话：Il y a du divin dans une puce；傅雷译成‘一虱之微,亦有神明’，这‘之微’两字加得好，反衬(神明)至大。”罗新璋总结。

他极爱傅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大二看了第一卷原文，接着顺下去，从中文看全书，“相见恨晚”。傅雷在此书中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克里斯朵夫雄强的个性，也对自认“性格偏弱”的罗新璋形成很大的激励，觉出“尤其在青年时代，宜于培养一种崇尚坚忍的斯多葛精神（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强调人要把痛苦视为人生的一部分，必须直面并且克服这些痛苦）”。

毕业后他工作的国际书店，前院办公，后院就是宿舍。他定出一张作息表，保证一星期40小时纯学习时间，四年不看电影不看戏，“有所为就只能有所不为”。

法语逻辑缜密，语法复杂。翻译家郑克鲁当时是从背诵两万六千生词的《法汉词典》开始入门。罗新璋的自学法，则是——抄。

9个月里，他抄完了傅雷翻译的《高老头》，整部《约翰·克利斯朵夫》、两篇梅里美、五本巴尔扎克，且是把傅译的中文写在原文的字里行间，一一对照品读。傅雷在1949年后译有274万字，罗新璋足足抄了254万字。抄《约翰·克利斯朵夫》前，他理了个发，下了决心，“灭此朝食”，等全书抄毕，两个半月，头发已长得像囚犯。

罗新璋曾说，有时看了下一句法文，回头看傅雷的译法，好像是从自己脑子里迸出来一般。抄写期间，《世界文学》杂志约他翻一篇八千字的小说，他三晚就完成了。用香港翻译学会会长、学者金圣华的话来说，这正如“‘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说‘傅译传人’，世界上不作第二人想，唯有罗新璋才当得起”。

▲1963年1月6日，傅雷写给罗新璋的书信（影印版）谈到了译文的“神似”问题  图/受访者提供

1962年底，罗新璋拟信把翻译上的疑难困惑向傅雷请教。次年1月初誊写寄出，傅雷两天后就回了信，提出：“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要求将原作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

金圣华回忆，她准备有关傅雷的博士论文时，从傅聪傅敏兄弟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手稿。再版《傅雷家书》时，他们托付她把其中的法文和英文信函翻成中文。“罗新璋把傅雷先生和罗曼·罗兰的信件也翻成中文。我心里感觉，他才是翻译傅雷家书最棒的人选。我们算是研究傅雷的同道中人，但他跟我之间绝对没有同行如敌我的排挤、猜忌，反而是终生的默契、尊重和欣赏。”

▲1996年4月，罗新璋、余光中、金圣华和许钧，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外文中译学术研讨会上  图/许钧提供

逆境求生

抄写“傅译”，不只是一个学子自我造血的传奇，也是他面对人间不公的某种抵抗。

1957年秋，罗新璋从北大西语系毕业时，正遇上“反右”，原本他和德文专业的樊益佑一道被分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因樊成了右派，出版单位不能去，上头草草了事，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