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公益观察丨俞敏洪：让老师站在讲台，让孩子挂满笑脸，让障碍不再是家的障碍

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是否到位？校外事务进校园对于学生和老师来说利弊如何？青少年抑郁频发的背景下，如何做到系统性解决？残疾人的家庭福祉是否被社会忽视？该如何保证非健全人士正常地参与社会生活······

这些问题，几乎都能从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董事会执行主席俞敏洪的提案中找到路径。

同去年两会关注的方向相似，俞敏洪的视角从未离开过教育、孩子和特殊需要群体。

此次，俞敏洪分别提交了《关于建立残疾人家庭支持政策的建议》《关于重视青少年抑郁预防和治疗的建议》《关于减少校外任务和各级评估检查的建议》三份提案，分析残疾人家庭生存处境、青少年抑郁问题以及教师行政工作负担的成因和现状，提出具体建议。

关注残疾人家庭

“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入库持证残疾人3780.7万人。”这一数据来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于2021年4月9日发布的《2020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俞敏洪在相关提案中则引用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2010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及各类、不同残疾等级人数》中数据：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8502万人。按家庭户均规模3.3人推算，身心障碍的状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近2.8亿家庭人口。

“调查数据显示，残疾人家庭普遍在收入、社会参与度、生活质量等方面水平较低。”俞敏洪在《关于建立残疾人家庭支持政策的建议》提案中提到，“且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现代社会风险程度加剧，老年残疾问题日益凸显。同时，医疗保健等刚性支出对大多数残疾人家庭来说负担沉重。”

2021年7月8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快等因素，残疾仍会多发高发。残疾人人数众多、特性突出，特别需要关心帮助。与此同时，2022年3月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调查制度》，进一步显示出国家对残疾人家庭收入情况的关注。

然而现有政策文件多是关注残疾人个体，俞敏洪表示，“目前尚未有以“残疾人家庭”为主要主体或直接支持对象的政策。”

俞敏洪认为，随着人口结构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加强残疾人家庭的功能、回应残疾人家庭的支持需求已愈加必要和迫切。他在提案中写道：建立一套明确以提升残疾人家庭福祉为导向、以支持家庭为目标、以家庭为供给对象的残疾人家庭支持政策尤为重要。政策中既需要加大对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资助，并提升资助的精准性，也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支持和推动发展家庭支持服务。

为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建议由中国残联牵头开展专题调研确立清晰明确的政策目标，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残疾人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其次，建立一个新的残疾人家庭津贴制度，明确以残疾人家庭为受益对象，并根据残疾人家庭的实际需求进行分层级资助，同时他也给出了津贴方案的建议；最后，大力发展家庭支持服务，提升残疾人家庭的抚养能力和抗压力，释放家庭劳动力。

重视青少年抑郁防治

除关注残疾人家庭支持体系建设外，俞敏洪今年的视角也聚焦到另一个“特殊群体”。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为7.4%；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1成，其中重度抑郁为1.9-3.3%；初中阶段抑郁检出率约为3成，其中重度抑郁为7.6%-8.6%；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近4成，其中重度抑郁为10.9%-12.5%。

根据民间抗郁组织渡过平台内部的观察数据，青少年抑郁高发的成因主要来自学业竞争、人际关系、成长中的问题以及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青少年的焦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超越了家庭和学校，上升为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2021年12月的一场直播中，俞敏洪就对青少年问题进行了探讨：“青少年的成长涉及到中国的未来，现在我们对青少年的态度以及青少年的生长环境涉及到中国人口计划。”俞敏洪认为，青少年关系到中国在世界上的未来走向，特别重要。

俞敏洪前往学校调研（新东方/图）

“青少年抑郁和成年人不一样”，俞敏洪指出，他们的大脑、心理都在发育中，抑郁和成长中的问题交错，有的孩子并发焦虑、双相、冲动控制障碍、进食障碍、体象障碍、物质成瘾依赖等等，构成一个系统问题，处理起来比成年人更加复杂，需要寻找整体解决方案。

为此他从国家社会学校层面给出四点建议：首先，国家层面进一步高度重视青少年抑郁等精神困惑问题，建立教育部、卫健委、团中央等部门联合行动的机制，形成全社会重视青少年精神困惑问题的氛围；其次，真正减轻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亲近自然，按照孩子的天性去培养教育孩子。

与此同时，鼓励公益慈善组织牵头构建精神疾病疗愈第三系统——社会支持系统，以弥补现有医疗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的不足；最后，重视学校心理老师专业队伍的建设，提升班主任老师、教职员工对学生精神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以及处理学生心理问题的能力。

为教师行政工作“减负”

从孩子到老师，“减负”同样重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12月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聚焦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主责主业，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宽松、宁静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校园氛围，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在俞敏洪看来，《意见》中提到的要求，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贯彻落实还不到位。一方面，各类校外行政任务繁重，严重挤占学校常规教学工作时间；另一方面，学校需长期频繁面临各方面、多部门评估检查工作，压力巨大、疲于应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新翠曾专门研究过关于教师负担的现状和特征，她在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近万名中小学教师的调查中发现，从中小学教师期待减轻的工作任务来看，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迎接各种检查（81.7%）、准备与教育教学工作关系不大的材料（61.1%）以及参加各种评比和比赛等（50.1%）。

她认为，教师最大的工作负担来自教育教学之外，各类工作进校园，是教师最期待减轻的负担。

针对上述现实情况，俞敏洪在《关于减少校外任务和各级评估检查的建议》中提出，透彻领会通知精神，在规定时间内，将落实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对于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要严肃问责。

在提案最后他给出三点建议：首先，按照《意见》精神，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其次，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合理安排各项任务，一般不得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最后，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减少大量重复工作，保障真正回归正常的教育教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