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有悔？无悔？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

编者按：1968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至刚过去的2008年，已整四十年。那是一段无论何时都不该被忘记的岁月。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

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40年。一个人寿命的一多半。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命，已经步入夕阳。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馆子里吃锅贴、喝老鸭粉丝汤，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尔引来青年人侧目。他们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时任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受命赴云南调查，勐定农场知青以绝食明志，长跪不起。

年轻人的决绝，震动了北京。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今天，曾经的知青领袖丁惠民将他的人生坐标，再度调整到“知青”这一刻度上。当年的北上请愿团核心成员，如今或在重庆，或在上海。一切却已不似当初。

“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他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几无避讳。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对他来说，迷茫来自于对公正性的颠覆。

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