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陈泗翰的孤独之旅

仲夏傍晚，雨幕遮掩了天光，屋子里很黑。陈泗翰走进看守所，眼前是十几张面目模糊的脸，有男有女，从年轻到中年。这些人全看向他，用一种警惕而猜疑的眼神。

他一手拿着被子，一手端着脸盆，不知所措地站着，任由看守人员带他到睡觉的位置，一张通铺的某个空位。脸盆里盛了些饭，他一口没动，吃不下，无助和害怕将他整个人死死攥着。身体僵硬，感官却很敏锐，未愈合的伤口一阵阵地疼，在疼痛的间隙，他听见了窗外的雨声。

“从这个时候起，我就习惯孤独了。”陈泗翰说。

这天是2014年6月9日。此后，他在不寻常的人生中孤独地往前走，尝试忘记那场生死劫难，在对道德、法律的重新思索和学习中重启人生，从“刺死霸凌者”陈泗翰变成普通人陈泗翰。

漫长的一天

如果陈泗翰要写他的故事，他会从2012年转入瓮安四中的春天开始。他很严谨，首先要说明转学的理由，因为福泉市的教育水平不如瓮安县好。再是他进入新班级的场景，他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我叫陈泗翰，请多指教。”

他对新班级的印象很好。接下来的两年，慢热的他与几位同学成为好友。

班上按考试名次排座位，陈泗翰和其他成绩靠前的同学坐在一起，课余讨论数学题，谁抢先做出来了就给其他人讲题，在一所注重应试的县城中学，少年人的意气风发尽在于此。唯一的出游更成为记忆里浓墨重彩的画面，金色的夕阳铺满了天空，那是初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后，他和同学们在石林里一起烧烤，走一路，笑一路。

在未成年犯管教所，陈泗翰写到这里停笔了。尽管他想抓住所有快乐的时刻，但很多细节他记不起来，连同几个月后出事的那一天——2014年4月30日，他的记忆都很模糊。

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里，对当日的案情这样认定：

被告人陈泗翰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纠纷，并用刀刺伤他人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对陈泗翰来说，那是混沌而又漫长的一天，数不清的人围着他，边打边问“服不服”，他被打倒在食堂的桌椅上，被推入楼梯的死角，被一步一踹地带到校外的巷道。最后的记忆是他在飞奔，一边用右手捂着左背上的伤口，一边没命地向前跑，跨过路边的护栏，跨过两个孩子的头顶，躲避身后的追击。

第二天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你不知道我是怎么跑出来的。”

他当时还不知道，持刀追着他跑的人，中途倒在地上，死了。

陈泗翰以为自己还能上学，距离中考仅剩一个多月，同学们每天把复习资料复印好带去医院，班主任喊他回学校拍毕业照，虽然那天没有拍成——死者的朋友在校外马路上等着堵他，同学们把他围在中间，送他出校。

母亲李荣惠在校门口接陈泗翰，一手扶住他，一手背着他的书包，她茫然地望向马路对面，分不清对面几个小伙子都是谁。陈泗翰低声说，“老人背后的是金某。”这次她看准了，一个目光直直盯着他们的年轻人。

李荣惠又气又怕，回到医院后，她打电话给治安队反映情况，担心陈泗翰再一次被打。她没有经历过暴力事件，心里慌得很。自从4月30日那天傍晚6点多接到医院的电话，她就与平稳的日子告别了。

“血气胸75%，20分钟内不签字抢救，孩子保不住。” 

放下电话，李荣惠和丈夫陈善坤马上从福泉市赶往瓮安，一小时后到明康医院，儿子还在手术室。第二天早晨陈泗翰醒来后，警方来录口供，李荣惠在旁边听。一审判决书记录了陈泗翰的供述：

2014年4月30日上午8时，我在瓮安四中的食堂排队吃早餐，李某某站在我的前面，他连续踩了我几脚，我就用手推开他，并问他为哪样踩我，李某某说他喜欢踩，并一拳给我打来，我就还手打他。这时就有七八个人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将我打倒在第一排的椅子上……上了两节课的课间操时，李某某和金某又带了一二十人到我们教室门口，他们将我拉到九年级7班教室后门，李某某一拳打在我的左边头上，后面还有一大堆人冲过来打我……

李荣惠这才知道陈泗翰身上为什么那么多伤，从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