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密码：年轻人为何涌入成都

四姑娘山主峰与世界大运公园交相辉映。 （嘉楠/图）

初冬的夜幕徐徐降临，屋檐下的灯火被次第点亮，微凉的街巷热闹了起来。装扮时髦的年轻人如约而至，巷道边的食肆、小酒馆和小剧场进入声音分贝值的尖峰时刻。

穿过汹涌的人潮，郭亮总是喜欢到巷角深处的Live House聆听爵士乐的旋律。他是城市里的创业者，无人机领域的科学家。令他倾耳的有两种声音，夜晚的流动旋律和白昼的无人机轰鸣。安逸的生活与激情澎湃的事业，于他而言像一口鸳鸯锅，在相同的时空里相伴相随。

这种兼容并蓄，他始终认为是人生罕有的馈赠。要生活还是要事业，在很多城市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题。眼前这座叫“成都”的城市给他两者兼得的机会，让他憧憬着一飞冲天的未来。

宜居的成都人所周知，宜业的成都却在人们想象之外。批量制造火锅底料的成都，也正批量诞生创业项目、独角兽和科创板上市公司。像郭亮那样，顶着聪明头脑的创客们正潮水般涌入。2020年晋级为超大城市的成都，已被确立为中国区域经济“第四极”的双核之一。

应许之地

2009年的秋天，在南京完成学业的郭亮踏上前往成都的旅程，进入研究所工作。2015年的秋天，他在成都创业，追逐工业级无人机的“蓝天梦”。理性的成年人不会随随便便选择一座城市。于郭亮而言，选择成都不仅是考虑市场环境，更是要追逐梦想的生活方式。

“这里很会用家常吸引人才。”郭亮这样形容他身处的园区，“用四川话来说叫‘巴适’，巴适得很。”

四川话中，“巴适”是形容生活中舒适状态的词语。从初来乍到的上班族到资深“蓉漂”，言语中往往隐藏“巴适生活”的自许。

2021年2月，一部冲上微博热搜的短视频《公司派遣成都公干注意手册》，演绎了一种成都生活的异域想象。短片中，两名公干的日本商人来到陌生的成都。从麻婆豆腐到52度的白酒，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到抑扬顿挫的四川话，业务公干和游玩在日式幽默中相交融，甚是奇妙。

奇妙的异域想象和郭亮的感知并无二致。从商业逻辑看，郭亮2015年创办傲势科技，五年后与合作者联合组建沃飞长空，选择成都作为总部基地都是这名CEO正确的市场判断。在无人机领域，成都拥有足以支撑产业链发展的禀赋资源；成都高校云集，电子科技大学等名校每年能够保障大量的毕业生人才供给；而园区的租金补贴、城市的优惠政策也是应有尽有。

选择在这么一座有市场潜力的城市钻研技术，转化为工程化产品，继而实现量产推向周边的广阔市场，一切都顺理成章。

而在商业之外，郭亮的想法放在某些城市显得有些奢侈。他梦想着的应许之地，既要演奏着无人机顺利起飞的悦耳轰鸣，还要流淌着爵士乐的动人旋律。如若没有艺术气息，有遍地烟火气的食肆满足跳动的味蕾也是极好的。

美好生活是城市权利的一部分。然而在很多城市，于上班族而言，职业的机遇意味着逼仄的城中村居所，意味着早晚高峰挤成沙丁鱼的地铁车厢；而美好的生活，放肆地吃喝玩乐，欣赏雪山美景，则似乎需要交给年假。从容游走在两者间，是很多人遥远的梦想。

而成都让人依依不舍的，不只是容纳职业价值，还有承载生活的情趣。两者相交汇的关键，在于成本的友好。

“成都是非常低成本生活的城市。”成都音乐人龚鹤龄在2021年12月12日的南方周末N-TALK演讲秀中说，“如果你每一天都在疲于奔命，为了生存而去赶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那你肯定没有生活……（成都）这座两千万级别人口的城市，能够提供这么低的物价，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是郭亮以及更多年轻人选择成都的理由。沃飞长空拥有的四百多名员工中，四川省之外的占据了一半。

福建籍主厨林述巍也感受到“新成都人”之多。这些年，他在成都遇到许许多多福建老乡，“做地产的，做瓷砖的，茶叶的，海鲜的，下到基层的建材，各行各业的都有”，据称有46万福建人长居成都。

“我就问他们，是不是娶了成都的媳妇儿？他说不是，媳妇儿还是福建的。”林述巍打趣地提到。

这只是人口迁徙潮流的浪花。早在郭亮前来的2009年之后，成都就逐年维持着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

2016年，歌手赵雷创作的民谣《成都》火遍大江南北。歌曲唱着小酒馆和依依不舍的情愫，唱着成都的夜生活，将成都送上社交网络的“顶流”；这一年，成都入选国家中心城市，变成国内660多座县级以上城市中的“塔尖城市”。

成都还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激励政策。2022年1月14日，成都市委人才工作会议召开，确认成都人才政策体系正式迈入“3.0时代”。从“1.0版”的给政策给优惠、到“2.0版”的搭平台给机会，此次的“3.0版”，成都全面转变人才思维，将通过优平台营生态引才，构筑一个从战略科学家到新职业从业者全覆盖的多层次人才政策体系。这是成都在人才总量攀升至587.6万之后，对城市引才目标的清晰规划与明确。

对类似郭亮这样的高层级人才而言，这意味着就业和创业的直接实惠，意味着实现职业价值成本的降低。

“很多人都想找一个生活过得好的地方，只是没有找到工作机会。一旦他们发现就业机会，发展并不差，或者政策上有支持，他们就很有可能做出新的选择。”创业者张逸帆告诉南方周末，“这是新一线城市和许多三四五六线城市的机会。”

这种高歌猛进的态势，在过去十年都没有中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截至2020年底，成都常住人口达到2093万，十年新增581.8万，城区人口突破1000万关口，一座超大城市就此诞生。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指出，庞大的人口流入规模，是城市建设、生活品质、公共服务和就业规模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按照这一逻辑，大城崛起的成都故事没有终止，依然在继续。潮水般涌入的创客们，似乎在用行动印证着那句十多年前的广告语——“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2022年1月24日，首列回程中老铁路（万象—成都）国际班列抵达成都国际铁路港。 （白桂斌/图）

创新基因

在这座安逸的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领略到事业和生活的相伴相随。人们想要探究，为什么是成都，为什么这座城市能实现生活美学和职业价值的兼容并存。

放进时间的显微镜，成都的“变脸”逐渐清晰：这首先是一座宜居的城市，继而变成万众拥戴的机遇之城，却不失宜居的底色。神奇“变脸”隐藏着许多人都忽略的细节——安逸的成都其实隐藏着鲜明的创新与创业基因。

在成都创业，郭亮领略到一种强烈的创新氛围，这种氛围如同音乐旋律一般萦绕在身边。

“成都更加重视新经济，不是商贸向的，也不是其他产业向的。”郭亮斩钉截铁地说，“这对技术型的创业公司非常友好。”

国际上，“新经济”特指信息技术浪潮中诞生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与之关联的是硅谷近些年“井喷”的创客运动。在国内，“新经济”被视为“互联网+”和硬件科技的近义词，关联的正是七八年前轰轰烈烈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时代浪潮席卷而来，成都的反应很迅速。一批年轻人纷纷走出校园，投身创新浪潮。这一批先行者包括申波和钟波，前者创办的咕咚科技和后者创办的极米科技，最终都成为科技圈瞩目的独角兽企业。

而郭亮人生的两次选择，都卡准了时代音符的节奏点。这座城市掀起第一波创新浪潮时，他来到这座城市从事研发工作；第二波创新浪潮时，他掀起工业级无人机的旋风。

前瞻性的举动，反映的是灵活的机制。

“成都的创新土壤是很好的，有很好的机制，适合互联网企业和国际化业务的生存。”在成都工作多年的晋煦说，他创办的蓝海传媒集团选择成都落户，是“办公室小野”等知名出海IP的幕后推手。

成都为什么拥有如此浓郁的创新基因？灵活的机制并不是所有的答案。

另外的答案掩藏在成都的生活细节当中。换言之，创造性的事业离不开安逸的生活。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吊诡。然而，放眼大江南北，城市的生活气质如何影响城市的产业基因，已有明证：广州人务实包容的性情，造就了一座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商贸之都；深圳移民的冒险精神和奋斗气质，诞生了年轻的“中国硅谷”。

成都适配这样的逻辑。创新，需要踏平市场的崎岖，需要穿越技术研发的死亡峡谷。创新者最终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他如何应对失败以及可能失败的压力。而安逸生活赋予的洒脱心态，恰恰是抗击失败的“勇者之盾”。

“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成都人不管身处多恶劣的境况，火锅都是照吃不误。”晋煦说。

成都国际金融中心楼顶的熊猫是成都著名的标志景观。 （张跃旻/图）

超级枢纽

故事依然没有结束。如果说，“巴适”生活与创新基因是成都的“软件”，那么这座城市的“硬件”故事，由一趟列车的鸣笛拉响。

2016年3月25日，清脆的汽笛长鸣划破自然的寂静，搭载着41节满柜货物的列车，缓缓驶出青白江畔的成都铁路国际港。这是首趟发往欧洲市场的中欧班列“TCL专列”。

在TCL的全球版图中，成都工厂被视为内销生产基地。中欧班列的悄然崛起，令成都成为TCL面向欧洲市场的最前沿。海运一直在国际贸易中唱主角，沿海地区依托港口之利占据开放前沿位置。新的物流方式，让事情变得不一样。

据公开报道，TCL相关负责人算过一笔账，产品出口走海运一般要花费42天时间；搭乘中欧班列，货运周期是海运的三分之一，价格是航空的五分之一。“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效益，成都中欧班列都是最好的选择。”另外的好处是，电器更新换代很快，越早投入市场越有优势，因为需要在物流上争分夺秒。中欧班列开通后，TCL已经将80%的欧洲订单从惠州工厂转移至成都工厂生产。

换言之，企业借道成都的中欧班列，享受的不仅仅是综合保税区的“软”便利，还有区位优势节约的“硬”成本。

便捷的交通能拉低成本和拉近距离，让经济血脉更畅通。成都作为超级枢纽，独特的区位和八方汇聚的交通要道，是支撑“宜业”、维持创新活动的基础硬件，是这座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硬实力。

中国交通的未来图景中，成都是举足轻重的“第四极”，海陆空构成立体交通网络覆盖全球。海陆层面，高铁网络、长江水道、中欧班列和建设中的陆海新通道，河陆海联运网络将成都的物流通道延伸至欧洲和东南亚市场；空中，随着2021年6月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通航，罕见的双国际机场城市诞生，擘划出人与物全球位移轨迹。

交通网络为打造极核城市夯实基础。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这份重磅文件中，要求强化重庆和成都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进而“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从交通网络看，两座中心城市就是交通基础设施汇聚的超级枢纽。

创业至今，郭亮还保持着到处看看的习惯。他需要飞到上海、北京、武汉和深圳等城市，“看看其他人做得怎么样”；而晋煦负责的国际化业务，需要联通集团散布于中国香港、澳门乃至北美、欧洲和澳洲的公司以及其他海外客户。在推进业务这件事情上，成都的交通网络用处很大。

当然，美好生活也需要交通。不必说市域交通网络的便捷，单是周边“四小时生活圈”的美景已足以羡煞旁人。

“只要接入这个网络，你就可以随时出现在你想去的地方，今天在北京，明天在广州，你甚至不必在乎你的公司设在哪儿。”张逸帆告诉南方周末。

便捷通达让人更期待城市和区域的未来。

“成都都市圈就有三千多万人，加上重庆都市圈，人口将近1亿人。这是大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表示，加上国际市场的开拓，这片区域的未来值得期待。而逐渐完善的基础设施，是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起点。

“一个城市是不是国际化的城市，要看对外交通、产品品牌、公司规模在国际上有没有影响力，要看你的产品销售半径。”他说。

古人常说“蜀道难”，交通对成都来说曾是极大的挑战。所幸，蜀道如今已不再艰难，反而给人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酣畅淋漓。这座城市已在联通国际上走了很长的路途。

作为佐证的是，GaWC两年一度的《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的位次一直不俗。这套评价指标侧重考量现代服务业在城市间的互动和连通性。2020年的最新一期结果中，成都市连续三次实现排名的大幅提升，从此前排名的第71名，提升到了全球第59名。

GaWC《全球化中的成都》报告指出，成都正经历与其先进产业的增长相关的全球化进程，并得到了先进的全球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支持。而后者的连通性，支撑着向成都的投资和以出口为导向的本地生产商的对外业务活动。

正是网罗全球的连通性，造就了成都的天涯若比邻。在N-TALK演讲秀的分享中，主厨林述巍讲起他在机场迎接餐饮业同行考察的日常，他们的出发地从港澳台到新马泰，从欧洲到美洲。

有时候，在候机厅里的他还会偶遇国外亲属。突然间，十多年未见的远在奥克兰的表弟，一个电话打来，“我来成都了”。

“这真是特别神奇的事情。”林述巍说，“交通无形中改变城市，幸福感突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