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宇：我们不是在使用社交媒体，而是活在其中

2021年12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结束了秋季学期的四门课程。穿着一件帽衫的董晨宇步伐很快，急匆匆地穿过商场，我们想要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聊聊传播学和他对社交媒体的观察。过去一周，他的日平均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忙于教学、研究项目的写作以及家庭琐事，他跟学生开玩笑说，老师也是有期末的。

为了保证足够的写作和阅读时间，董晨宇的微信常年处于静音状态。碰到急事，家人会直接打他手机。但对一般朋友而言，“直接打电话在社交上越来越被认为是失礼的，不同的媒介其实蕴含着不同情感距离的前提。”他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董晨宇的研究几乎都与社交媒体有关：用社交媒体说分手的人，区分使用Facebook和微信的中国留学生，社交媒体时代的孤独社交，秀场主播的商品化关系，中国人对微信的日常使用等等。与其说在研究社交媒体，倒不如说是在研究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更准确地说，是社交媒体如何被嵌入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董晨宇的研究中，他试图将人置于中心。

“选择研究对象时，我们会看重它的社会意义。”董晨宇至今记得他的一位老师曾说，研究要写在中国大地上。这成为一道他选择研究课题的准绳。刚完成的秀场直播的田野中，他和团队采访了数位主播、大哥和运营团队，尝试以此洞见平台劳动中最普通的那群人。“如果将中国的平台经济比作一艘巨轮，当我们在感慨这艘巨轮多庞大、开得多快时，其中有一些齿轮是被我们遗忘的，这些齿轮的摩擦和疼痛是被包裹在壮丽后边的，他们是被庞大的繁华忽略的人。”董晨宇说。

作为研究者，董晨宇更关注个体。用他的话说，是那些被污名化的人，那些壮阔背后“波澜不惊的悲凉”。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应该剥离精英主义的审视，让这些人被真正看见。

研究社交媒体的人，未必是优秀的社交媒体使用者。几年前，董晨宇曾尝试用两个手机切割开工作与生活，但很快发现，“你很难把公与私彻底地切割开。”旋即放弃。与他初涉互联网的十多年前相比，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平台的崛起与公共表达的饭圈化是过去一年里让他感受颇深的两个现象。

我们能做得更好吗？答案似乎并不乐观，但重要的是对所处环境的觉知。“这是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人的宿命，没有办法的。”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董晨宇的对话。

传播学研究是找到你舒服的坐标，包容你觉得不舒服的坐标

南方人物周刊：你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分享自己连续两个学年获得人大“本科课程教学优秀奖”，这是你做老师最有成就感的事吗？对现阶段的你而言，老师和研究者哪个身份更舒服？

董晨宇：（获奖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之一。今天结课时，我其实想跟学生说，这个课上到最后如果你们觉得不“水”，觉得它让你们收获了看待人和世界的一个新角度的话，我就很开心。我很尊敬的老师们都拒绝上“水课”，这也是我当老师以来一直的目标。

排序是太难的事了。如果说舒服，讲课是最让我舒服的事。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说过，如果我们无法把一个前沿理论简化至大学一年级学生能听懂的程度，我们就不算真正理解这个理论。我特别同意这句话。我觉得一个学生在本科时期最重要的事是培养对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兴趣，很多学生的好奇心在高考时已经被抹杀得差不多了。他们特别喜欢正确答案，喜欢找出阅读理解中唯一正确的中心思想。但这不是世界本来的面目，真实世界其实没有太多正确答案。

对“正确”答案的执着和对“错误”答案的排斥，不就是互联网公共讨论产生撕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吗？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