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新面孔：低调的政法官员与儒雅的政法学者

各负重任的“两高”之长，作为一把手，他们将必须保持法律家的思维，也必须扮演政治家的角色。

 

王胜俊（后右二）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代表们向他表示祝贺　新华社发

 

曹建明（后排中）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代表们鼓掌祝贺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不同政治路径
    3月16日，“两高”新掌门尘埃落定。
    曹建明，将脱下中国一级大法官袍，走向首席大检察官之位；王胜俊，在披上首席大法官袍时，身后是陪伴他15年的副总警监警衔。
    这可能是1949年以来最有意思的法检两长交替：在“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检察官”、“副总警监”这些现代法律语汇中完成转换。
    1992年，王胜俊成为被授予副总警监警衔的13位政法人士之一。当时他是安徽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这一年，曹建明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37岁的他已是华东政法学院的著名教授。
    十年间，曹建明第一个走进中南海讲法制课，之后从上海来到北京，由学者成为官员。2002年，他以最高法院副院长之身荣任中国一级大法官。有人说，当年在最高法院副院长提名人中，曹建明的履历让人看到了“学者的出路、教授的荣耀”。
    此次当选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又创造了法律学者从政所能达到的最高级。
    相比之下，王胜俊的上京路并无熠熠星光。正如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所说，他的仕途如其个性般“稳健从容、中正平和”。1993年，当了近18年安徽省政法委书记的王胜俊来到北京东华门——中国司法体制运行的中枢——中央政法委。
    在中国政治体制下，政法委是党委的职能部门，是同级党委协调各政法部门工作的重要机关。政法委在维护治安形势、维护重要时期政治利益方面承担中坚作用。现实中，政法委又似司法机关，它经常是某些大要案的协调机构。一直以来，因其地位的特殊性，政法委也饱受干扰司法独立之非议。
    1998年，王胜俊升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一当就是十年，而这十年正是体制内外司法改革要求最迫切的十年。
    王胜俊任职15年的中央政法委是中国司法改革重要的发动机，近些年几乎每项重大司法部署都从这里发出，而且也只有强大的中央政法委才可能协调中央编制办、中组部、财政部等政法系统外部门，共同开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船。
    正因如此，有着30年地方和中央政法委工作经验的王胜俊，尽管非法律科班出身，亦被法律界人士看作深谙中国司法体制运行逻辑的“内行”。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内行”有另外含义：就是懂法律、懂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理念和法律规则。鉴于法律职业的专业性，学过法律被视为“内行”的最基本条件。

从革命人到政法人
    从1949年沈钧儒、罗荣桓分别出任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检察长起的之后40年，“德高望重”是“两高”首长人选的共同特点。“延安五老”中的二老董必武、谢觉哉就曾担任最高法院院长，他们的继任者杨秀峰、江华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前辈，多位最高检检察长如张鼎丞、黄火青、杨易辰也不例外。
    他们中有学法之人，也有人在任院长前从事过法律职业，如沈钧儒曾经是大律师，董必武曾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杨易辰早年就读于天津法商学院。总体而言，历任两高之长多数都是久经考验、功勋赫赫的老一辈革命家。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两高”一直与“一府”并列，实质上共同服务于国家的中心任务。
    以最高法院为例。1980年代之前，它的首要工作是镇压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民事纠纷的解决相对次要，其目的也仅在于促进人民内部的团结。此外就是一些政治性任务，如执行特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审判“四人帮”、复查纠正“文革”冤案。
    1983年以后，各种具体审判业务才开始成为最高法院的工作重心。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法院改革和法官职业化的推进，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地位日彰。
    随着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两高”换届也成为关注焦点。“两高”前任肖扬与贾春旺因各自政法背景被外界赋予“两高”走向专业化的标志。此次，王、曹两人的履新延续了这一风格。
    目前31位地方高院院长中，17人法律科班出身，在官方看来，已是法律职业化成果初现。

思想开明最重要
    新任法检“两长”征途漫漫。因为正值司法改革推进已届10年，他们的上任被附上与下一步改革有关的注脚。
    法院内部人士对来自政法委的新院长表示欢迎。他们普遍认为，法律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院长要开明，要民主，知道司法改革应该往哪里走。
    有观察人士称，十年司法改革行至深水区，在体制上动刀不可避免。资深政法委官员的协调能力和政治敏感是王胜俊非常可观的优势。法律界人士表示，他出任最高法院院长，或携中央下一步司法改革意图而来，也显示出上层对法院作为司法改革中心的重视。
    据悉，中共十七大后，中央正在酝酿新一轮司法改革。这次将直面“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沉疴，解决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问题。另外，将法官与一般公务员区隔开来，建立法官系统的职务和职级序列，可能也将被提上改革日程。这些命题，单凭最高法院一己之力，显然难以完成。
    对王胜俊而言，从神秘的幕后走到了风口浪尖，除了要面对法官们对他的利益期待，他还要面对那些涉诉上访的拦车人，所有民众对司法的不满和期待。
    而曹建明的难题是，他将率领他的检察团队，监督他服务了近10年的法院系统。这位学者型的最高检检察长或将面临来自复杂司法现实的挑战。
    一种说法是，在转型期的中国，法院和检察院是权力结构中重要的两个部分，作为一把手，两院“一把手”都必须慎重处理好司法机关的外部关系。由此，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应更被看重。
    学者张卫平曾直揭此问题的中西差异：西方国家，一个政治问题可能最终转化为法律问题，通过法律程序最终加以解决。在中国则可能相反，最初的法律问题，最终将转化为政治问题，并可能按照某种政治要求加以解决。这就要求，中国的法院院长更多地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院长一般不直接审理案件，还在于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法律问题同时也可能是政治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负重任的“两高”之长，作为一把手，他们将必须保持法律家的思维，也必须扮演政治家的角色，毕竟转型远未结束，司法尚未呈现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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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