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危机：如不及时修理“危房”，屋内的人将把它摧毁

德国东部小镇施洛伊辛根（Schleusingen）附近的一条土路上，记者纳达夫·埃亚尔和制片人正驱车尾随一辆黑色轿车。给这位犹太教以色列记者带路的，是两个年轻的新纳粹分子。其中一位曾因参与非法煽动被定罪，如今正在竞选市政议会议员。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举办竞选筹备会的家庭小院。

小院里，一大桶腌渍过的猪肉被陆续码上烤架，香气四溢。年轻人们悠闲地围立在烤架周围，大多一身黑衣。有的T恤上印着极右翼重金属摇滚乐队的标志，有的戴着五角星形的银吊坠。埃亚尔的到访让气氛变得微妙。顶着众人的打量，他小心翼翼地在院内穿行，与人攀谈，像是在“同鲨鱼共游”，只是“失去了金属笼子的保护”。

这天是2014年5月8日，纳粹德国向盟军投降的69周年纪念日。不过，对小院里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德国的投降有着不同的意义。

埃亚尔是一名国际政治记者。从业20年来，他曾多次与民族主义者、极右翼理论家、原教旨主义者对话。在后者看来，接受一位犹太教以色列记者的采访，有利于扩大圈子、获得合法地位。埃亚尔的目的也很简单，“如果一个新纳粹分子对外塑造和善的形象，主张自己只是想做好移民管控。我希望能揭露其真实意图。”

很多时候，访谈会因为逐渐紧绷的气氛而中断，甚至不欢而散。然而，直面这些极端主义领袖及其追随者，让埃亚尔得以了解这些激进论调复燃的深层土壤——全球一体化造成的意义丧失和疏离感。

就在小镇那场采访的次年，德国向难民开放边界。当年到达德国的难民总数超百万，这些难民大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虽然时任总理默克尔宣称，该国可以在不增税和不影响预算的情况下应对难民潮，但难民政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导致越来越多国民转向“同情疲劳”。民族主义党派将移民定义为“迫在眉睫的威胁”，社会的分化和冲突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选票。

某种程度上，移民部分缓解了德国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但也深刻地考验着社会对多元群体的融合管理能力。在埃亚尔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达经济体是否从移民身上获益，而在于移民政策的获益者通常是移民本人和富裕阶层；冲突的本质不在于移民对工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在于身份认同的全面变革，这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也影响了人们对是否能掌控个人和公共生活的认知。

移民议题只是反全球化运动宏大图景的冰山一角。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指出全球化对身份认同的威胁，特别是对那些未能享受到全球化硕果的本地群体的威胁。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当这种情绪在社会群体内发酵时，建制派及掌权精英没能及时、有效地回应他们的需求和恐惧。

埃亚尔提到了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连任期间，总结自己在任期之初的最大错误——“忘记给美国公众讲一个能向他们传递团结、目的感和乐观精神的故事，尤其是在这种艰难时期。”在埃亚尔看来，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故事没讲好，而在于故事本身。一遍遍重复那些正向却空洞的政治信条或励志格言，在陷入贫困的恐惧面前，只会沦为“背景噪音”。

这时，如果有政客或组织出现，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肯定甚至兜售这些不安情绪，那么破坏本身就足够蛊惑人心，以至于人们不会在乎对方是否有能力或者有动力去解决他们苦难的源头。当不满成为可被利用的诱饵，后果就如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基于国家、民族、宗教、派别、种族或性别等更为狭隘的认同形式日益占据上风。

社交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更加碎片化，成为谣言制造者和情绪操纵者的温床，大众更愿意追随感受，没有耐心加入客观理性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