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永萍谈农村婚姻家庭转型：彩礼、“老实人”光棍、婚配权力变迁

2021年5月1日，在广州工作的青年回到家乡江西婺源举行当地习俗的婚礼。 （视觉中国/图）

从2012年开始去乡村做田野调查，李永萍九年来走遍了全国各地，一共进行了七百多天的驻村调查。她和研究团队通常在村里住下，每次待上二十天左右，每个人关注的主题不同，李永萍侧重家庭问题。虽然话题有一定私密性，但熟悉之后大部分村民都愿意交流。

李永萍从小在四川农村长大，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现在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她成长阶段的乡村面貌和调研时所见大不相同，既有时间变迁的因素，也有不同地区的显著差异。

她沿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教授所提出的分类，将全国区域大体划分为三种：一是宗族性地区，江西、福建等部分华南地区，还保留了祠堂、宗祠、族谱等宗族传统；二是原子化地区，如西南地区、东北农村等，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不强，不像宗族有血缘深厚的连接；三是小亲族地区，例如华北农村，亲兄弟之间关系紧密，构成小亲族或户族，又不像宗族那么强大。

打工经济冲击了乡村社会的旧有面貌，农村婚姻家庭模式发生着变迁和转型。天价彩礼、光棍、上门女婿、两头婚等热点现象近年广泛引起讨论。李永萍将她的研究随笔集结成《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月16日，围绕农村彩礼、光棍成窝、婚姻失序、打工女性回家陪读等现象，李永萍接受南方周末专访。

本地婚姻会推高彩礼

南方周末：你成长年代的农村和后来去调研的乡村社会有哪些明显不同？

李永萍：中国农村最近这十几年变化确实挺大的，而且每个地方的区域差异也很大。比如老年人的地位，包括家里的代际关系，我老家是四川的，四川那边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责任不是那么厚重，父母的压力不会很大，但是我到华北的河南、山东这些地方调研，华北父母的代际责任比较重，在子女的结婚上压力很大。

南方周末：不同地区农村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参与度是怎样的？

李永萍：河南、山东在华北很典型，婚姻成本大部分都要靠父母支持，彩礼比较重，买房等其他婚姻成本都比较高，所以父母对子女提供了较多经济支持，自然对子女婚姻的介入就会多一些。这种介入还包括父母可能还会比较积极地去帮助子女寻找婚配对象，帮忙相亲介绍，这些在华北都比较普遍。前两年在华北调研看见，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很多是父母帮忙托人介绍或相亲认识的。虽然不是完全由父母包办，介绍之后还要看两个人能不能合得来，但确实有父母介入。

在我家乡四川或是西南一带，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介入度比较弱。一个是父母不用承担很多婚姻成本，有条件可以支持，但是如果没有或者不愿意，可以少支持一些，没有刚性的责任。另外，在西南地区自由恋爱比较多，更多是子女自己去找，打工时在外面找。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婚姻成本会相差这么大？

李永萍：从我调研的情况来看，彩礼的数额有很大的差异，总体来看，华北农村的彩礼比较高，河南比较典型，河北、西北等地普遍比较高。近几年的标准，一个儿子的家庭至少是十几万，如果这个家庭有两个儿子，女方肯定提出更高的彩礼，两个儿子一般是二十万起步。除了彩礼之外，很多要求买房，比如在县里或者镇上买房，买车也成了标配。但是在华南农村，我们称之为一些还带有宗族性传统的村庄，像我调研过的江西寻乌、广东清远、福建一些内陆地方，彩礼总体来说不是很高。我2019年暑假到江西寻乌调研的时候，那里的彩礼就是两三万，甚至一两万，整体保持很低的水平。

云贵川这些西南地区，彩礼也很低，有些地区甚至没有彩礼的说法，不是说非要给彩礼，有些是因为婚姻圈已经扩大了，慢慢这些地方的人知道了有彩礼的说法，开始提出这个，但并没有一个刚性的标准，通常是根据情况，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总体来说也不高，可能四五万、两三万。

南方周末：为什么有宗族性传统的村庄会维持较低的彩礼？

李永萍：在宗族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