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没有一以贯之的西方本质

学者张旭东的五卷本文集在2021年陆续出齐，汇聚了他过往30年的学术研究成果。30年来，文化语境持续变化，但就“立足当代中国的思考”而言，对文化认同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讨论和反思，始终具有积极意义。

1986年，张旭东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上世纪90年代，张旭东赴美求学，其后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任教至今。走出文化舒适区，从远处观察中国后，张旭东开始思考世界话语体系：世界通行的主流话语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中国在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在残酷的资本主义国际竞争和赤裸裸的利益冲突中，该如何解答文化领域的普遍与特殊、自我与他人的问题？这一思考延承晚清，在本世纪初又一次达到小高峰。在张旭东看来，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的问题，似乎同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新秩序、身份多重性、新的普遍性甚至是“标准化观念”处在紧张的关系中。

过去20年里，世界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张旭东认为，“当简单化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被资本主义市场、地缘政治、民族国家主权形态、不平等与阶级冲突、种族问题乃至‘文明冲突’一层层剥去‘含情脉脉’的面纱时”，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文化内在的政治性等问题，“就再次咄咄逼人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南方人物周刊》近期采访了张旭东教授。当各种利益、制度、价值和立场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且比以前更断然地伸张自身正当性时，张旭东选择从文化政治的基本学理反思再出发，去讨论眼下的问题。对任何一种文化，在更大的经验和知识范围思考特殊与普遍、自我与他人的辩证法时，都需要一个善于学习、倾听和自我更新的民族意识，在对外交往中承认他人的生活世界及价值根基，并通过翻译、对话和理解建立起富有生产意义的跨文化互动。

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南方人物周刊：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第三版的前言中，你说到今天重提“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外部语境和内部语境都已发生深刻变化。

张旭东：这本书第一版是2005年，这16年中国经济腾飞，全面工业化带来了劳动和社会组织的质的、不可逆转的改变，民众和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也有很大变化。

2000年前后，中国知识界也是在用一种比较系统化、知识化的语言表达普通中国人的经验和焦虑，总的问题还是中国要不要融入世界主流。当时的一些争议，包括这本书的出版背景，是如何应对和表述思想界内部在拥抱主流之下的那层不安和焦虑，或者说一层疑问。这个疑问不涉及狭义的左右，而是晚清以来中国人一直有的思考：一方面要改良、革命、现代化，另一方面又疑惑我们改良后还是不是中国人了，我们是不是瓦解了中国文化，是不是守不住自己的传统了。这本书之所以叫《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简单来说就是问，我们现代化了，但我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这个问题不仅中国有，当年俄罗斯也有，质疑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会不会扭曲了俄罗斯的灵魂。甚至德国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尼采担忧德国现代化之后，德国文化会处于英法“颓废”的阴影下。

我曾多次谈到，文化在终极意义上是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自我表达；就这个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具体的存在形态而言，它本身具有一种固有的、但却是隐而不彰的政治强度，也就是说像任何生命体一样保存自己、肯定自己、伸张自己、捍卫自己的意愿和意志。这个时代的状况是不同意义系统、情感道德系统和价值系统比邻而居、摩肩接踵，同时信息爆炸，可以瞬间传播，如何作为一个“世界人”与如何作为“自己”在许多时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另一些时刻，则逼迫人们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因为过去三四十年的成功，一个结果是今天中国关注的是如何参与规则的制定，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改造世界。这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在国际上会带来反弹，因为你会去改变现有格局、改变资源分配或者说是空间的占比。

如今国内有一些文化思想心态，我觉得可能有些急于宣布进入了所谓“后西方”时代，从美国时代进入中国时代。我个人认为这种提法是有些仓促和欠考虑的。前阵子我远程参加了一个会议叫“后西方时代”，我在会上提出的看法是，“后西方”和“后现代”、“后殖民”一样可以谈，但大家要明白自己在谈什么。“后”是怎么个“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