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亲吻火焰

今年是徐志摩逝世90周年。诗人之外，徐志摩的报人、散文家、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中西文化交流者等多重身份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抛开对感情生活的炒作、“情种”“风流才子”的标签，徐志摩形象被窄化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些诗句跨越不同的时代和阶层，在无数人的口耳中流传，吸引了人们对他的大部分注意力。

只就诗而言，徐志摩在许多人心中的形象依然单薄而刻板。他的诗背后深远的浪漫主义传统，以及诗人身上丰富而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让今人感到陌生，也为他同时代的人所惊叹。如果只读徐志摩那几首传颂最多的诗，而不进入他所处的历史，了解他在创作、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对爱、自由与美的极致尊崇与践行，就无法理解他短暂的一生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生命能量，让胡适感叹“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

徐志摩的学生、作家梁遇春曾回忆在上海的一个场景，一天晚上，徐志摩拿着一根纸烟向朋友点燃的纸烟取火，说道：“Kissing the fire。”“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

也许，对徐志摩的认识之所以存在熟悉和陌生的错位，除了对其浪漫主义精神的庸俗化理解，更多地源自对烈火的回避。这不是一个文学史神话，而是一个人，以其对“单纯信仰”的毕生追求，去展示人在短暂一生中，如何迎接生活中的火焰，甚或成为一团烈火。

语言的拓荒

在浙江杭州，已成为网红打卡点的徐志摩纪念馆，常常伴着年轻的面孔一起出现在“小红书”软件上。2021年11月19日，徐志摩的忌日，清晨落着雨，依然有人前来打卡，访客的脸青春洋溢，连同打卡照片的背景、外墙印的诗人的脸，也那样年轻。

▲游客参观杭州徐志摩纪念馆  图/视觉中国

1931年11月19日，34岁的徐志摩所乘飞机在济南失事，素来以热情闻名的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文学活动家骤然离世，一时文化艺术界震恸，北平、上海和海宁分别为他举行三场极尽哀荣的公祭。徐志摩去世后，其形象依然在几代人的想象、注解与追随中继续丰盈，成为流行文化的符号。如今各类打卡软件上，无论纪念馆来访者是为拍写真还是探店，无论他们写下多少时新词汇“永远的神”“友友们”“绝了”，打卡文案最终总会出现那几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诗，令一百年后的人仍能与创作时刻的诗人共情。覆着爬山虎的徐志摩纪念馆内，一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纪念徐志摩的学术沙龙正在进行。在一个世纪前开启的新文学革命中，在五四以来的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交汇处，诗人是语言的拓荒者。如今已进入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当年也是一群青年写作者，他们在标点符号和方块字中探险，引领着我们开拓语言的未来。

“对当下写诗的人来说，总有一些人耻于谈志摩，觉得他过时，”一位学者在沙龙上说，“但哪怕到了现在，谁都能背几句他的诗。”

另一位学者提出，徐勾连起许多文学现象。“在剑桥时，徐志摩是走读生，当时年纪和他差不多的纳博科夫（《洛丽塔》作者）也在剑桥读书。”

有学者总结，徐志摩是非常自信的人，“中国人去西方有一种民族自卑感，但二十出头的徐志摩和哲学家罗素等人交往很好。当时新诗的产生一直是被旧诗所轻视的，但他和旧诗人的交往也很多。”

“你们合照的时候，能不能把我P上去啊？”会场的视频连线大屏幕上，73岁的学者陈子善笑眯眯地说。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陈子善从鲁迅起步，后来在研究郁达夫的过程中对郁的中学同窗、好友徐志摩产生了很大兴趣。

长期以来，徐志摩最为人注目的是新诗成就与其引领的“新月派”。但报人储安平曾在徐志摩逝世后撰文说，“在他自己的功绩上，散文的成就比诗要大。他文笔的严谨，在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徐志摩是新文化运动文人中不多的受过系统的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学术训练的人。与西方哲学家罗素、诗人泰戈尔等人交往颇多的徐志摩，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学、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文章。

▲罗素  图/视觉中国

“除了几首耳熟能详的新诗以及几段情史，不少读者已不太关注诗人徐志摩在思想和诗艺上的可贵追求。”几年前为《徐志摩与沪江大学》作序时，陈子善期待该书纠正徐志摩被扭曲的公共形象。在他看来，近年来出版界和影视界为牟利而炒作徐的感情生活，他的形象被涂抹成了“情种”和“风流才子”。“对徐志摩形象的歪曲，并非限于某个时间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徐志摩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可否认，而对一位作家最好的纪念是阅读其作品、发掘有价值的史料来推动对他的研究。

在这场纪念徐志摩逝世90周年活动上，陈子善建议纪念馆的馆长影印《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供与会者研究，这是徐去世后一个月出的纪念专号，作者都是刻入历史的响亮人物。胡适、林徽音、陈梦家、梁实秋、沈从文……37人写的各类文字近四十篇，还原了当时的文学现场。这本小书无关文学史地位与家国命运，是一群人骤然失去他们珍重的朋友，文字里的惊愕与悲痛都还新鲜。

▲徐志摩给胡适的信之信封  图/《徐志摩全集》

“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在挚友去世十多天后，胡适在《追悼志摩》中回忆。梁实秋在《谈徐志摩》里写到徐在朋友中的灵魂位置，“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

徐志摩是一位彻底的浪漫主义者，胡适写道，“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90年后，纪念徐志摩的沙龙活动中有人朗诵他的诗句，与会者都已远远超过当时徐志摩的年龄。有人说，“只读徐志摩的诗，是读不懂徐志摩的。读徐志摩，要进入历史。”

学生志摩：女权主义、爱因斯坦，与“决心杀懒虫”

敬奉我最亲爱的父母亲大人，此是儿子至东美所照的相，大人看了一定很欢喜的。

——1919年8月25日，写于照片背面，徐志摩，22岁

毫无疑问的是，现代女权主义运动是从玛丽·沃尔斯通克莱芙特里起源和得到灵感的……中国今天的妇女问题几乎是一个至关重要、无所不包的问题。它不但是一个社会、文化、思想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和道德的问题。因为在考虑妇女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考虑着整个人口的一半，它和另外的一半紧密相关，并不断对其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要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它的长处和弱点，它的落后性和进步性，要懂得它当前为了适应新的状况而进行改良和革新的必要，并估量它改革和发展的可能进程……鉴于在西方，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与中国有关，就容易引起误解，所以我想就我能力所及，对有待及时合理解决的中国妇女问题做一些新的探讨，不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1920年，《论中国妇女的地位》，徐志摩，23岁

1920年，美国，23岁的徐志摩将硕士论文题目定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一年前的9月，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系硕士，却倾心于政治、劳工、民主、文明和社会主义等问题。

20世纪初，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已至高潮，这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现在，轮到她们的东方姐妹来思考这一她们长久以来一直羡慕和追求的目标了。”在论文中，徐志摩对中国女性的未来十分乐观，详尽介绍中国社会的性别传统与新近的妇女解放进展，并指出中国女性的地位与权利的问题：如女性长久以来受到的教育是“训练成高尚的母亲和称职的妻子”，而在经济方面，家庭妇女的“家庭服务具有巨大经济价值”，“把她们看作在经济上是非生产性的是错误的”，并倡导女性的离婚自由。

在杭州一中同窗郁达夫的记忆中，少年徐志摩在学校热情活跃，“戴金丝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而考起来或作文起来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那时徐志摩常在校刊发表文章，十几岁时文言功底已经很好。出国前，徐志摩先后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