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刑中向死而生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
“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就是走出苦役营。”
责任编辑：周建平
2021年11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表示：写小说，至少得有托尔斯泰的地产，要么就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
1861年，4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发表了长篇纪实小说《死屋手记》。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这部作品“以戴着镣铐的手为自己的难友画像，竟然将西伯利亚一座牢狱的风尚习俗，创作成米开朗琪罗式的壁画”，屠格涅夫更是把它比作但丁《神曲》的《地狱篇》。
《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详尽描摹了苦役营的不堪景象：冬夜，拥挤狭窄的光板床上，身裹破洞羊皮袄、冻得缩成一团的囚犯；夏日，汗臭夹杂便桶的粪臭，在不通风的营房里凝滞淤积；跳蚤、虱子和臭虫，让人整夜睡不安生；寡淡的白菜汤里漂着蟑螂；囚犯的暴虐；狱卒的冷酷……人能想到的所有恶行：奸淫、酗酒、贿赂、偷盗、殴斗和谋杀，在这里一样不缺。
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苦役营中，比饥饿、病痛、屈辱更可怕的是，无法独处，不得写作。“这种漫长单调的生活对人的生理和道德都是一种摧残，它把我整个人都压垮了。”
从1849年末被捕到1859年重获自由，西伯利亚长达十年的流刑，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转折点。“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无尽痛苦，因为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灵魂上。”这段经历给他的精神世界打下激荡而疯狂的烙印，以致他后期的创作涌流着难以自已的躁郁、病态与痉挛。
但在1866年出版的小说《罪与罚》的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又借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口道出了心中某种奇特的感受，苦役确乎化作了令人期待的重生——“过去的这一切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在这回归生活的第一阵欣喜中，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罪行，他的被判刑，他的流放西伯利亚，所有这一切，在他的眼中似乎都是外来的、局外的事，他几乎要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
“死屋”确如地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是旅人但丁，他不仅见证而且身受 “侮辱与损害”。“我不会永远在这里，而只是待上几年，我想重新把头枕在枕头上。”苦难没有锈蚀他的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年轻的鹰，从山羊，从枣红马身上汲取力量，匍匐着，冲破“卡托加”（Kátorga，苦役营）的桎梏，直抵“人心的全部深度”，践行他在《死屋手记》中的宣言：“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就是走出苦役营。”
轮盘赌上的“穷人”
1849年平安夜，晚上9点整，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的教堂钟声敲响，一列由四辆敞篷雪橇组成的车队出了要塞大门，厚厚的积雪淹没了马蹄声。最前列的雪橇上坐着机要信使，后面三辆雪橇每辆由一名宪兵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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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