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11月25日，南方周末第二届筑梦者公益大会举办，生物多样性是大会的年度议题之一。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公众参与”这一话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技传播中心主任陈永梅、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项目官员彭奎、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荒漠化防治项目总监孙静、全国自然教育网络秘书处项目专员王裕祺进行圆桌对话。
主持人：杨凯奇 南方周末绿色新闻部记者
对话嘉宾：
陈永梅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技传播中心主任
彭 奎 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项目官员
孙 静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荒漠化防治项目总监
王裕祺 全国自然教育网络秘书处项目专员
主持人：“生物多样性保护”在过去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词汇，但是经过昆明COP15大会的传播，在中国正逐渐地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中国的公众也更加有兴趣了解他们应该如何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专业机构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支持。所以，想先有请各位谈一谈各自的工作都需要哪些公众参与，有没有哪个公众参与的方案是特别花心思设计的，您觉得这个方案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陈永梅：大家知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非常重要。其实解决好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需要我们全面去调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构建和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行动的网络体系。基于这样的全民共同的参与，来共同寻求解决我们生态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式。
我个人认为，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层面、各个方向，其实都离不开公众的参与。所以，我觉得谈不上在某一块的工作上需要公众参与，而是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从始至终、各个层面都需要公众的参与。
环境学会这些年也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很多科普的工作。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在整个公众参与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2015年前后跟南方周末共同举办了一系列的“千篇一绿”环保科普沙龙。这个沙龙定位于搭建一个专家、媒体和意见领袖（其实就是公众代表）共同交流、探讨的平台，围绕一些焦点的话题、争议的话题，包括一些热点的科技前沿话题，来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最终也形成一些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报告，提供给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协，为我们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技术的支撑。
事实上，这个活动确实得到了政府、公众与媒体代表的认可。它之所以成功，我个人感觉是有两个原因：
一、在活动的定位上，我们把它定位于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不是居高临下的授课，也不是过来给大家做培训，我们一定是做一个平等的交流，不是记者问我们回答。
二、我们对参与人员的定位有一定的要求。像专家，我们要求他要以科普的方式向参与的媒体和公众代表证明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参与感的。对于媒体和社会公众来说，我们要求参与活动的这两类人群的代表，对我们研讨的议题有深入的研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够在参与当中体现你的价值，不是一个外行瞎掺和的工作，一定能够跟专家有平等的交流。
我想正是基于这两个定位，我们这个活动才能够真正地形成一些有分量的、能够真正反映媒体和公众代表意见的政策建议报告，能够真正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彭奎：我来自环境公益机构，实际上我自己从事的工作就是关于怎么样促进社区参与生态保护，并在保护中获得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几个环节都要求或者需要公众的支持与参与。
首先，我们需要设计专门的保护模式，让社区通过它自己的渠道去获得相应的保护权利，来参与保护的过程。比如说，野生动物巡护、野生动物监测、环境的监测，以及其他的保护行为。这是需要公众，尤其是原住民的社区能够参与保护的过程。
在第二个环节，我们通常会需要外部的政府、社会公众以及其他的个人，能够提供相应的工具、设备、技术和其他知识体系，甚至是资金的捐赠，来支持当地人开展保护行动，为我们提供保护背后的支撑。
第三个方面，我们通常会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和推广，引导社会公众认可社区所产生的生态产品，以及其他的生态友好的服务，比如说生态旅游。通过直接的购买、参与、体验，能够贡献到当地人的生态保护上，从而使他们能够在保护当中获得可持续发展。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需要关注的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都需要公众的直接参与或者间接参与。
孙静：日常工作当中公众能参与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从项目的设计到落地、反馈、传播、筹款等等，都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只不过参与的方式有一些不同，有的是直接的参与，有的是间接的参与。但是正因为有了公众的参与，才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支持这些公益项目，或者环保项目，才使得项目有可持续性的动力。
我们在阿拉善有一个项目叫“一亿棵梭梭”。这个项目是2014年启动的，计划用十年时间在阿拉善的关键生态地区种植一亿棵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这是一个年度跨度比较大，也需要可持续资金投入的大型项目。从2015年开始，我们每年的“五一”前后都会组织春种活动，活动主要参加的人员包括在各大平台招募的捐赠人代表，以及从各大高校或者公司招募的志愿者代表，以及我们一些重要捐赠企业的代表等等。
这个活动目前已经连续做了七年，除了2020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通过网络直播，我们都是在阿拉善当地进行线下的活动。
每年能够直接参与线下活动的差不多有四五百人，因为受地区的限制，我们也做了人员的限制。每次活动我们都有多次的讨论和设计，以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和关注。每场活动我们从种树的体验到生物多样性的展出，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都做了一些精心的设计。
在这个案例里，我认为最关键的在于项目的透明度和对日常活动的管理和披露。透明和披露会让公众对项目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因为了解而关注，因为关注而支持，因为支持而参与到更多的生态保护当中。当然现场体验活动的设计、可参与性和趣味性也比较重要。
王裕祺：坦白说全国自然教育网络，其实直接面对家长、孩子是相对比较少的，我们直接面对公众做得最多的活动形式是自然嘉年华（或叫自然教育嘉年华）。
从2016年第三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开始，我们去尝试自然嘉年华这样一个形式。当然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或者有一定的地域性，比如说粤港澳的自然教育嘉年华。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通过招募自然教育行业的相关机构作为摊主，来让公众体验丰富多彩的自然教育形式；摊主以本地的为主，也会招募一些其他省市的。
在公众参与的方案里，我们成功的关键是作为行业平台带动B端的参与。当然我们自身也不断地累积招募和统筹相关的经验，无论是在武汉、杭州、广州、深圳等等，我们都能够想办法辐射全国各地的机构来参与这件事情。
像我们平台做的“约会大自然”这样一个项目，缘起是2020年的疫情。那时候我们觉得抗疫的工作人员遭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也比较辛苦，就想到借助这些自然体验活动，为抗疫的工作人员免费提供舒缓压力的课程。借着这样一件事情，能够撬动B端，来为自然教育的同行提供互助共学的机会。
主持人：陈主任是负责环境方面的科技传播工作，您的学科背景应该是理科生。这些专业的东西怎么能做成让普通大众理解的内容？
陈永梅：我确实是一个理科生。当然我也想先声明一点，我们做了很多资源开发的工作，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我们是依托一个大的团队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学会从2011年开始，其实就在比较系统地开发生态环境领域里面的科普资源，重点也是从一些科技成果科普化的角度入手。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摸索，成立了四个大组去做这个事情。
首先是专家的咨询组。我们有72个分支机构，把这些分支机构的专家组织起来，作为专家咨询组，为我们提供比较专业、准确、科学的环境保护知识。其次就是依托学会生态环境科普部门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成立了一个资源的编写组，重点是把科学知识做一些初步的搜集、整理和提炼，形成小的资源文本。后续我们会把资源文本委托给相对专业的科普转化组的同事，进行深度的科普转化。有了转化的脚本以后，最终再交由专业的技术公司来实现漫画、动画的科普产品。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工作的体制，有这么多组和人来帮我们，才能实现把我们生态环境领域里面比较晦涩难懂的科技知识转化为公众能够接受的科普资源。到现在我们的科普资源也有三百多项，基本上涵盖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方方面面，也比较能够保证我们开展科普工作的需要。
主持人：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的“绿色家居”展，既有趣又接地气。你们针对不同的群体会制定不同的传播策略吗？
陈永梅：“绿色家居”的科普活动，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话题跟公众的日常生活、跟公众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积极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其实也印证了我们开展科普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要符合公众的需求。
所以，我们学会在开展科普工作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也是不断地改善、完善工作的整个流程。我们首先可能要看看公众需要什么，再做传播，否则传播的东西公众根本不需要，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在设计活动的过程中，肯定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考虑。
我们学会有两个品牌的科普活动：
一、大学生在行动。这个活动主要面向对象是农村的妇女和儿童，我们针对这两个群体，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更具有针对性。这两年针对农村的留守儿童，我们围绕生物多样性的主题，专门给他们开发了填色本、贴画本。这样小孩子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在了解生物多样性知识的同时，还能做一些艺术上的提升，做一些手工课，可能更喜欢这样的科普资源。
二、我是生态环境讲解员。这个活动面向的对象是比较年轻、有活力的新生一代的讲解员，都是90后00后。对于这些年轻的讲解员，如果说还是让他们做比较常规的讲解，肯定吸引力不够。我们创新性地在讲解比赛里面增加一些即兴的表演、小品的展示，这些更有参与度、展示度的活动；同时我们的活动也会被剪辑在卫视录播，有更大的传播面和传播力，这样一来就对参与选手有更大的吸引力。
主持人：这次生物多样性大会很强调原住民权益这个主题。彭老师经常在青海三江源研究本地牧民社区如何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其实社区参与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时髦的外来概念，您一开始怎么让牧民们知道您跟他们打交道是想做什么？具体的推进过程中您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如何化解？
彭奎：因为我关注社区，所以我特别高兴听到你说现在的社区保护可能成了一个时髦的词语。其实社区保护有非常长的历史，但是经过近几十年全球各个方面的努力，让社区保护开始逐渐受到了主流的关注。在这个层次上说，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在说困难之前，我举一个长江源生态旅游的例子。为了让公众能够通过他们的渠道了解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能了解当地人是如何通过他们传统和现代的知识保护三江源，我们做了一个叫“生态旅游与自然体验”的项目。
为了这个项目，我曾经做了将近三年的策划。从最开始我们要跟专家一起设计生态旅游九天的线路，包括牧民的生态巡护、监测路线、监测知识的这些要素全部融合到我们的生态旅游线路当中。
接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开始做当地的社区生态驿站，用驿站来作为接待服务中第一个让大家认识三江源知识的地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培训当地的年轻人经营现代的小木屋和帐篷营地，让游客能够到这里来体会到现代化的、舒适的、能与传统相连接的帐篷营地的接待。之后再开始培训当地的自然向导员以及当地的司机，提供接待、住宿等等专业化的服务，让游客有真实专业的享受和服务，同时也能学到生态知识。
而后我们才会跟外界的专业公司合作，让他们去市场推广、招募。去年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人们来到这个地方，真实地体验这里宏大的生物多样性，体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容易，也热爱这样的地方。
从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看出来，社区保护过程当中，如何将保护与外界进行链接，我觉得最重要也是我体会最深刻的一点，不是让他们知道我要做什么，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们真的愿意做什么，他们能做什么，这一点是极其重要。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需要非常精心地去设计，让社区能够自我组织起来，能够形成集体的行动力。在行动力的基础上，他们获得一定的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基础上，他们去制定自己的保护计划，同时制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在绿色发展计划和保护计划的基础上，我们尊重当地原住民的决策，尊重他们自己的讨论（在这个讨论当中我们都是旁观者，最多做一些建议）。当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保护计划、参与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帮助他们获取一些资源，比如说外部公众进入的资源，以及政府支持的资源，还有相应的能力建设。
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使当地本土的公众与外界的公众能够有机地联合起来，在这个联合过程当中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采取积极的行动，开展持续的保护过程。
所以，这是我特别愿意去做的、长期持续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社区形成持久的、集体的行动力。只有他们在当地实现了保护，又让外界能够认识到他们保护的价值，从而通过外界的自然体验、产品购买，以及一系列服务和产品的体验（加以支持），才能形成全民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所谓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主持人：孙总深度参与了“一亿棵梭梭”的公益项目，这个项目进展到多少棵了？
孙静：这个项目实际上持续八年了。到2021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7510万棵以梭梭为代表的沙生植物的种植，大概是160万亩，距离一亿棵的目标不算太远了。
主持人：“蚂蚁森林”是一个虚拟收集能量的游戏，可能很多公众都想知道，他们在蚂蚁森林里种下的虚拟梭梭树、虚拟云杉，最后和我们的保护行动之间是否有实际关联？在您看来，我们怎么用互联网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引领公众参与？
孙静：蚂蚁森林收集的能量是不是真的在现实当中有？这个问题，说句实话，我也遇到过很多人来问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大家在蚂蚁森林里面用能量收集种下的虚拟的梭梭、云杉、花棒等等，可能有十几种树吧，最终都是由像我们这样的公益伙伴或者其他的单位真的种下了。
也就是说，公众不但因为产生的低碳行为对环境保护有较好的反响，也因为他们种下的这些虚拟的树变为现实当中的树，对生态保护、对生物多样性、对应对气候变化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想分享一下，怎么能够把它变为现实当中的树。一般来说，在荒漠化地区，我们种得更多的是灌木，就是梭梭、花棒这些灌木。我们会在当地做一些科学调研，在需要种树的地方才种树，主要是支持当地的农牧民恢复因为各种原因退化了或者被破坏了的原生植被。我们首先会选择原生的树种，第二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树种。比如说梭梭跟苁蓉的结合，它嫁接苁蓉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比如说花棒的采种，也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所以，这是蚂蚁森林虚拟的树跟现实中的树结合的情况。
互联网公益这几年确实发展得特别快，前几天民政部刚刚公布了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集的信息平台，到目前为止一共有42家被民政部认定的平台。从这块来看，一方面可见互联网公益发展的快速，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公共借助互联网来参与公益越来越广泛，这种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为什么选择互联网呢？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互联网能够利用平台，将那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互联网行为和真实的生态场景链接起来。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的蚂蚁森林，能够把平时因为低碳生活产生的能量，跟“一亿棵梭梭”这样的公益产品融合到一起。
同时现在是一个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实际上也是一个信息转换的平台，能够让很多大家平时都比较陌生的新兴事物公之于众，让原来大家不了解的项目和话题有了曝光的机会。比如说荒漠化、荒漠化防治，以前除了西北的人们可能知道、听说过，但在南方地区大家相对离荒漠化就比较远。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平台，让这些项目、这些话题有了更多被关注的可能。有了广泛的关注，一定能够产生行动。
主持人：王老师从事自然教育工作，我们知道教育可以分成家长、学校、社会三部分，您觉得针对自然教育这个领域，哪一环是比较薄弱的？另外有没有一些例子证明参与自然教育以后，家长和孩子能在意识上有一些真正的转变？
王裕祺：家长、学校和社会（哪一环比较薄弱），一开始我心里是有一个答案的，但是我发现当我讲出来的时候，不管我说谁，好像都带有偏见。所以，再仔细回过头来想想，我个人感觉最薄弱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它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要推动自然教育这件事情，我认为需要照顾这三方的关系和利益的边界，如何让大家都看到自然教育的好处，都愿意开始做自然教育的事情。首先要有这个全局观来把这个事情撑起来，需要有一个有点儿像第三方的机构也好、组织也好，能够让各个方面都达成共识。孩子与自然的深度链接其实是现在我们青少年的心灵健康的基石，自然教育活动大多数的时候是让大家在自然的真真实实的世界里接受挑战。
另外一个问题，举例来说自然教育活动能给参与的家长和孩子带来意识上的转变。我之前有问过全国自然教育网络的伙伴们类似的问题，收到了很多反馈。比如说参加自然教育培训的这些过程中，家长在参与怎么给孩子去做自然引导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会启动一个很重要的意识，叫做自觉。
他们从原来学校里的思维或者社会里的思维能够先跳出来一点儿，能够感觉到其实孩子是潜力无限的，能够感觉到孩子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看似还没有什么结果的玩耍来启发创造力，从而找回原来的品质。对家长来说，在参与的活动当中他们自己的压力将有所释放，能够觉察自己有需要改进的部分；还有跟孩子一起在自然里互动的过程中展示自己比较柔软、真实和敏锐的一面，因此孩子其实能看到真实的父母、爷爷奶奶，而不是道理和说教。
所以，这种真正的行动，对孩子身心的影响是超越那些教学方法的。很多妈妈参与了相关的活动之后，都反馈说真的要慢下来、静下来从孩子的本真出发，真实平等地去对待。因为看到大自然里的每一样东西，也会以更广阔的心量、更阳光的心态去支撑起孩子未来的成长。
主持人：最后一个环节是展望，希望各位嘉宾能够用简短的语言来分享你们认为未来理想中的公众参与的形式是什么样子。
陈永梅：因为我是做科技传播、做科普的，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现在科普在做一些转变。我们国家原来自上而下做科普比较多，现在也正在向自下而上进行转变。我们说科普已经从科普走向传播了，从政府主导逐渐在向政府引导作转变。所以，我期望未来的公众参与可能是公众能够用他已有的知识，主动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去，也希望政府、专家、媒体和公众代表、社会公众能够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局面，能够为我们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基础。
彭奎：我想借这个机会再强调一点，我们所谓的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不再是用一个老套的方法。比如说原来一说公众的参与，可能大部分是搞一个临时的活动，拉几个横幅，公众来看一看、签个名，除了这个似乎再也没有公众参与的东西了。但是我想，现在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拓展。
我们要从教育认知开始，到了解，到行动，这一整个过程。所以，我很期望的是更多的公众通过不同的教育接收不同的知识，从而采取不同的行动。这种行动包括我们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像现在蚂蚁森林这样的方式（参与实际的行动），通过公民科学参与（更多的非传统的自愿行为），通过个人的捐赠（更多的社会组织和机构采取专业的服务），通过我们亲自到一些地方直接参与志愿服务（体验自己的人生），从而真正动员全社会（不仅仅是学生，不仅仅是有空的人，而是所有各行各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保护当中。这也是生物多样性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的一点——全社会的参与，公众就是我们的全社会。
孙静：我认为未来的公众参与一定不局限于面对面的线下参与，肯定会越来越多借助互联网平台。但是我同时认为未来互联网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会对我们公益项目、公益机构的要求更高，项目的可视化、数字化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未来的公众参与会是一个线上线下全面互动的场景，也会是一个更具全民自愿性、自觉性的行动。
王裕祺：我理想中公众参与的场景除了线上线下的联动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懂得原理的参与，他不仅仅知道哪个是好、哪个不好的概念，同时在线下也有更多真实可以参与的环境、团队组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真的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