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的文化表达, 日本似乎将自身封闭了起来”
“在这个跨越国境变得越来越轻而易举的时代,疫情反而加速了国境的消失,就算暂时无法到访实地,各种各样的人群可以通过网络互相连结。而在互相连结的状态之下,我也发现来自锁国状态的日本人缺乏足够的发言能力与辩论能力,无法平等地与海外的人们对话。”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
发自:日本
责任编辑:刘悠翔
在日本导演河濑直美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她习惯于这样描述自己:“我在生我养我的奈良生活,也在这里继续着自己的电影创作。热心于在田间种植蔬菜。我还是一个男孩的母亲。”
河濑是2020东京奥运会官方纪录片导演。2021年10月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她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中,拍摄已经完成,素材超过三千个小时。此前,河濑已凭借多部作品获得国际一流电影节展的肯定,并于2016年成为戛纳短片单元的评委会主席。同时,河濑最近十年间亦担任创办于2010年的奈良国际电影节的运营总监。
河濑是当今日本最有代表性的中坚代导演。她毕业于大阪摄影专门学校电影科,以拍摄“私纪录片”(self documentary),即探究个人与家庭情感关联的私人影像起步。1997年凭借其《萌之朱雀》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得到“金摄影机”(“影评人双周”单元)大奖时,河濑也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她的“金摄影机”和其他几条好消息一道成为某种信号,让日本电影界为之振奋,令众人感叹尽管一度辉煌的制片厂体系业已消逝,日本电影却未失希望。
尽管一跃成为日本新一代电影作者中的佼佼者,在制片厂系统之外的独立制作体系中工作的河濑,一方面依然是在以男性意识主导的日本电影体系中活跃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作者。另外一方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歌猛进的日本独立电影(尤其是纪录片)有着强烈的关心社会的情怀甚至是介入社会的行动主义,这种社会性与公共性也成为人们讨论河濑及其同辈的“私人”面向的一种参照,甚至是批评的出发点。
受疫情影响,对河濑直美的专访通过实时视频软件进行。隔着屏幕问好的河濑一身白衣,神采奕奕,气场强大得让人不由紧绷起来全神贯注。笔者曾在2017年夏天受邀为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河濑直美”专题讲座做主持人。在现场的河濑十分善解人意,整个讲座中都配合着影展的安排与主持人控制的节奏,谈起话来伴着关西腔,有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潇洒(还抖出了自己与是枝裕和年轻时在影展相遇的逸闻)。
讲座前等待的间隙,河濑问了随行工作人员、翻译和主持人一个问题:听觉、视觉和说话的能力如果只能保留一种的话你会选什么。主持人回答“视觉”的时候,她半开玩笑地说,那可是对人生充满欲望、非常贪婪的一种类型。
公共话语中的女导演
2018年10月,东京奥组委宣布,河濑直美将成为计划在两年后开幕的奥运会的官方纪录片导演。这个新的身份意味着独立系的“女性电影作者”河濑直美进入公共话语的一种可能性与挑战,因为她的创作由此走出了艺术影院和影展,被放在庞大复杂的奥运官方机构、各类官僚系统与海内外普通民众的相互关系之间进行审视。
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导致2020东京奥运延期之后,日本国内民众反对奥运的声浪渐长,河濑的社交媒体发布也一度备受关注。河濑本人青年时代擅长篮球,2021年成为日本女子篮球联盟的新任会长,所以她在奥运前以奥运会纪录片导演和篮球联盟会长双重身份支持大会举办的言论引起了争论。她本人坦承自己的作品无法漠视各界批评的力量,因为有光的地方也会有阴影。
如果说1964年市川昆拍摄《东京奥林匹克》时还可以心无旁骛地关注竞技场上、体育馆内的种种姿态与瞬间,河濑的课题则是需通过拍摄的过程反思变动中的当下日本社会的面貌,包括无法回避的、在2021年奥运举办之时日本国内依然肆虐的疫情——她不仅和自己的团队探访过新冠抗疫前线的医疗中心与隔离设施,也通过奥运的关联将镜头对准了2011年曾经遭受三重灾难的福岛和至今依然为美军基地所累的冲绳。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河濑自我简介中“一儿之母”的描述既连接了她从前拍摄自己妊娠、自然生产过程的纪录片中的个人面向,也提示着她的奥运纪录片中对女性竞技者尤其是各位母亲运动员的特别关注。
尽管在过去三年间,河濑更多地作为奥运纪录片导演而被人提及,她在疫情期间依然成功地在2020年10月公映了自己的第11部剧情片《晨曦将至》(暂译)。作品中对作为社会议题的未婚先孕少女的问题与日本领养制度的关注贯彻了导演在自己作品中一贯的、对另类“家庭”模式的思考与对超越血亲关系的探索。与此同时,在河濑的镜头中,天地草木与气象变化仿佛具有其自身的韵律与脉动,导演善于通过影像声画所达成的可见性与可感性去捕捉环境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尽管其美学风格、意义各不相同,河濑作品的在地性及它们与故乡奈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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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陈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