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生：天才与夸父

袁运生在工作室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一幅两米多见方的毕业创作油画，受到导师赞赏，却被人以“毒草”为名批判；有学弟慧眼识画，动荡中偷带回家保护，后来又无奈交出；此后画作“颠沛流离”，受损严重；半个多世纪后，经修复师三年工作，终于重见天日，并由作者捐赠母校。

这并非杜撰的台本，而是发生在画家袁运生身上的真实故事。

2021年夏，《水乡的记忆》主题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隆重展出，麻布上的朱红、天青、赭石与土黄，连同一侧墙上的百余幅水乡速写小稿，铺陈出岁月的痕迹。同一时刻，《魂兮归来》主题展也在站台中国展出。陈丹青称“我们的历史总是非常迟到”，雕塑家王少军感叹“谁说遥远的往事注定要消亡而不能重现？”

袁运生《水乡的记忆》（2020年修复后），布面油彩，243cm×245cm，1962  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提供

展览现场，艺术家袁运生身着枣红色西装，银灰色微卷发如常地梳到脑后，精神矍铄得不像一个八旬之人。有美院学生对着那些速写啧啧称赞：“袁先生线画得真好。”

极佳的线条感和领悟力，本是天赐袁运生的礼物，加之澎湃的激情、意识和力量感，受访者无不以“才子、天才”冠之。天才往往躲不过命运捉弄，“青年右派、东北下放、云南白描、机场壁画、80年代远游美国、14年后归来不失赤子之心”……评论家殷双喜指出，媒体和公众对袁运生的热情集中在他的传奇一生，却鲜有人能理解他对传统艺术的执着，以及创作中竭力打通中西艺术的探索。

陈丹青屡屡把他比作堂吉诃德。在我眼里，他也像极了其壁画新作里的夸父，一路奔逐，永不止歇。

艺术史家朱青生长期梳理中国当代艺术。他认为袁运生独特的个人经历里蕴含着历史的厚度，和个人与美术界、与世界对话的关系。“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诚心和勇敢为人们树立了人格榜样。也让我们可以思考和探讨，艺术者该给文明怎样的新的可能性……袁运生觉得，他的出现就是要完成某一种承担。而一个艺术家只要能够在文明中间留下痕迹，他就是未来美育的资源。”

第一道关口

让我认清个人是有限的，竟然要受火炼一般的煎熬，这是没有想到过的。

——袁运生

《水乡的记忆》里，河道旁有戏台、青砖黛瓦、还有廊桥，有女子托着盘子，上面放着白兰花。右下角沉思着的女孩似乎象征着对未来的期许。那时的袁运生内心的亲切和喜悦，大约也像这女孩一样。

二十出头的袁运生，作品是央美橱窗里的常客。“那些习作块面笔触很明确，很干脆，不像有些油油腻腻、拖拖拉拉的那种，色彩是冷暖大块，整体和局部关系都挺好。”同学刘秉江回忆。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被引入国内，强调严格的比例、透视、光影的准确性，至今影响深远。中央美术学院特地邀请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来华开油画训练班，更夯实了写实主义在我国美术教学上的至高地位。袁运生虽对马克西莫夫表示尊重，却渐渐对这种教学体系产生质疑。

1957年暑假，袁运生去海岛体验生活，和同学私下议论几句，便被人举报，成了“学生右派”。经过一次全系大会批判，他抗拒改造，和同样被打成“右派”的美院老院长江丰等人一同下放到双桥农场劳动。

生性自信、“天不怕地不怕”的袁运生正是青春飞扬时，突遭“当头一棒”，难免萎靡。但和一群阅历、学养深厚的师长同吃同住，海阔天空侃艺术，他深受感染。尤其是正气坚韧的江丰，成为他毕生敬重的人。

1961年1月，袁运生在双桥农场为江丰作肖像速写，江丰一直将此画挂在家中多年。此为原件复制品  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提供

两年后回到美院继续学业，气氛活跃起来，像是一片冰冷里瞅见了小阳春的苗头，乡镇自由市场的活力也引发袁运生敏锐的关注。他想在毕业创作中把家乡独有的风物特色，以及他对东西方艺术结合的理解表达出来。

1962年春天，他去苏州东洛、甪直、睢亭、斜塘、胜浦等古镇体验生活，制定严格的采风计划，规定每天的创作时间并做笔记。在甪直，袁运生看到小河的岸上常有石块伸向水面，那是为来往船只系绳用的，不单有孔，还有浮雕的纹样。小舟往来，他坐在岸边，身边放一小袋炒面，用一瓶墨汁勾画着，“感到十分亲切和喜悦”。

他先是用钢笔线画满了40公分见方的稿纸初稿，得到了老师董希文的肯定。接着着手人物局部的素描和色彩稿推敲。又花了一两个月，在美院的266教室完成。刘秉江说，袁运生画稿中的怀旧情调，还带着意大利画家莫迪格列尼的影子，和其他同学的风格非常不一样。

但最终作品获得的系院评价朝向两极。董希文认为应给最高分5分，另一派认为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最高只给2分。最终在董希文的坚持下给了“4+”。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次年，这张画在“春芽”画展上展出，人们在留言簿上展开论战，而《美术》杂志则发表了署名为“柳闻莺”的评论：“不论作者所描绘的是旧时的记忆，还是新生活的印象，总不应该丑化劳动人民的形象，把他们画成体态畸形和有暗淡情绪的样子。”

袁运生《水乡的记忆》创作素材之124 袁运生 12cm×19.8cm  1962 纸本墨笔  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提供

1963年11月，就在中央美院即将批判《水乡的记忆》之时（当时袁运生已在吉林），小他几岁的美院学生张郎郎意识到了风暴的来临。

“我们在乒乓球室发现那张画，欸，发现这画变成一个挡板在那儿。一般毕业创作都是馆藏收起来，怎么会拿出来？我马上就意识到，大概要批判这张画，就觉得袁运生挺冤枉的。趁当时全院开一个讨论会的机会，我用剪子把画从框上裁下，卷成一卷，先放到宿舍。开完会都夜里了，我说不舒服要回家住，我家是北京的嘛，大家也没在意。我就夹着画出来，当时开门的王大爷在那，我远远走过去，看他趴在传达室的桌上，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就这么把画带出去了……”

画“失窃”后，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张郎郎迫于压力把画归还给美院。但后来几年，画下落不明，据说还曾被用作地震棚棚顶，损毁严重。再后来，《水乡的记忆》如何回到袁运生手中，他已记忆模糊，无从讲述。

2020年11月，袁运生致信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向母校捐赠此作。几经坎坷，《水乡的记忆》从创作、争议、失踪、损坏、修复，又回归它的诞生地，宛如一个轮回。央美美术馆典藏部主任李垚辰在策展过程中，头一次触碰到原作和几十年前袁运生的速写稿，很是激动。“既感佩袁运生先生在造型语言上的探索，也借由围绕这幅作品发生的一切，看到历史对于当下的启发。社会对作品的塑造，同样是艺术史带给我们的深刻思考。”

董希文的中国心

我们在董希文的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朴素、谦卑——甚至是去个人化——的情感投入。反之，在袁运生的身上却毫无违和地汇集了民族性、民间性及个人性（或个人英雄主义）三种不同的自觉和诉求。——鲁明军

毕业时，袁运生被分配至长春市工人文化宫从事宣传工作，一待便是18载。

在长春时期的袁运生与朋友  图/曹树富

在长春，袁运生一家五口挤在不到15平米的蜗居里。白天他在文化宫完成指定的宣传画任务，有时也在窗口卖票，下班后则趴在小间，或坐在床头作画。但他的好友、摄影师王瑞透露，袁运生从未有过“小人长戚戚”似的怨天尤人。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去袁运生家那日，他在一旁聆听老袁和新认识的朋友王仲侃侃而谈。“话题从中央美院的教授、艺术家的创作轶事，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爱森斯坦的电影蒙太奇、西盖罗斯的墨西哥壁画、毕加索的绘画、珂勒惠支的版画、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和诗人聂鲁达等等，随性而谈，范围甚广。”

从袁家出来，他们还在雪地上走了一个多小时。王瑞只觉得“头顶不是冬夜的星空，而是散播着生机的春夜的星空，难以言述”。

1973年，袁运生收到了恩师董希文离世的噩耗。

说到董希文，世人最念及的往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