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罕见病降临：一个家庭两代农民工的不同抉择
除夕夜里，双胞胎忽然发高烧。好不容易凑够钱看病，在医院里，谭登清接到了儿子要钱的电话，女方家里彩礼开价10万。“我说，你要钱的话就算了”。
谭礼昭想过“放弃”双胞胎，但也不知道谁会收养这对病孩。当南方周末记者询问他“放弃”究竟意味着什么时，他沉默了很久。
临行前，父亲希望谭礼昭带着双胞胎去上海。谭礼昭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更何况“带孩子累”。
纪录片导演冯海泳发觉，这一家人总是在随波逐流。从谭登清自己打工，再到谭礼昭在工地出生，“一切都好像没有安排”。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何海宁
谭登清。
一颗表皮略微发皱的肝脏，被蓝布托着，送到了手术室外谭登清的眼前。谭登清看了一眼，拍下一张照片。很快，又是另外一颗肝脏送来。这颗显得圆润，表皮发黄。
谭登清想，好大，真的像猪肝一样。
这两颗肝脏，一度被两个约一米高的瘦弱躯体包裹着。它们把谭登清一对双胞胎孙子的肚皮顶得像气球一样发胀。罕见遗传病肝糖原累积症使它们膨大，也渐渐抽干了54岁的重庆人谭登清外出务工三十余年的积蓄。
逐渐抽干的，还有谭登清与儿子谭礼昭的关系。
这原本是一个励志的感人故事。谭登清夫妻打工攒钱，筹措医药费近85万元，寻肝一年多保住了一对孙子的命。但故事的另一面，22岁的大儿子谭礼昭选择放弃，孩子母亲又断了与谭家的来往。谭礼昭干脆把孩子甩给父亲照料，自己外出打工躲避，至今很少回家。
这是两代农民工家庭的辛酸抉择。后续的麻烦还在不断折磨谭登清：日子正被无穷无尽的术后检查、药物费用抽干，他们的耐心也在这对孙子整日吵闹中枯竭。
谭礼昭在家照顾双胞胎的时间并不多。
父子两代，同一条路
深圳市龙岗区井头村的路并不好找。
一栋栋低矮的农民房沿山坡修建，彼此紧贴。即便在白天，楼房之间也极度昏暗。谭登清的出租房不过二十来平方米，墙壁白漆脱落，地板是裸露的水泥。
“穷人的命。”他如此形容自己的命运。
1980年代，他离开重庆老家的村子。那时，谭登清父母多病，又有四姊妹，七个人住两间矮瓦房。几分薄田种来，人均不过三四百斤谷子。若是庄稼种得不好，“那就没得吃”。
谭登清在全国各地做建筑工，甚至下煤矿挖煤。1992年南下深圳是个转折点。他喜欢深圳的气候，温暖湿润。自那以后，他很少再离开广东，哪怕结算工钱时老板总告诉他，工资扣除了生活费用，他倒欠老板的钱。
前几年，谭登清自觉达到了离乡的初衷。靠着积蓄，又借了些钱，花费20万在老家建起了一栋毛坯平房。他盘算着，自己慢慢干到60岁，大概就攒够了钱。到那时，他就能还乡养老。
他没有想到，儿孙会成为他计划里的一大变数。
在农民工父亲的心中，谭礼昭不要再走打工谋生的老路。生谭礼昭时，谭登清穷得连医院也去不起，只好亲自在工地上给妻子邓银兰接生：先拿酒精消毒剪刀，再剪断脐带，最后洗干净满身血污的儿子。
可谭礼昭还是走上了父亲的路。幼时，因为户口在老家，谭礼昭上的是东莞的私立学校。谭礼昭记得，父亲管得很严，不让他和“不三不四”的孩子玩；如果作业写得不对，父亲还会上手打。
然而，读到初二，谭礼昭决定辍学：“心思不在学校了”，这并非是他跟不上学习进度，他想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谁知道出来了，外面的诱惑更大”。
辍学后整整一年，他无事可做。那时只有14岁，没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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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阿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