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钱这件事上，这些城市是认真的

又是一年“双十一”。

年轻人们费力解答“满减”算术时，老板也在认真地钻研省钱“方程式”。从人工开销到场地成本，再到水费、电费、宽带费，样样得花。

一座城市要成为“宜商之城”，超强“省钱力”必定是重要的条件。我们继续走进“宜商九考”，推出《57城成本优势榜》，通过劳动力、土地和水电等要素成本，综合评判这些城市的“省钱指数”。

“赌城”合肥，靠性价比翻身

内陆城市的综合成本“压力值”小是意料之中，但某些城市也确实“有点东西”。

比如，榜单的“隐形冠军”——合肥。

在排名靠前的15座城市里，只有合肥是GDP万亿量级、人口千万量级的城市。众所周知，这类城市市场容量大、人力供给足，最适合“搞钱”。

而在成本优势榜的突出表现，意味着：在中国，合肥是既能“搞钱”又能“省钱”的“性价比之王”。

十多年前，合肥的标签是“全中国最大的县城”；而现在，标签变得很有气势——“全中国最敢‘赌’的城市”。地方政府近年来若干个百亿级“风投”行动，令这座城市名声大噪。

合肥蔚来生产基地图（新华社 /图）

当下，很多人谈到合肥，谈的是地方政府的“风投”主义，以为合肥的“翻身”靠“赌”。但再看看合肥的成本优势，你会发觉这座城市“赌”的另一面是硬实力。

在这里，你可以拥有新一线的机遇，二三线的成本，小县城般的徽派生活。

在合肥办公司到底多省钱？这里的土地成本，跟唐山、盐城等三线城市差不多；这里的人力和水电成本，还追不上57座城市的平均值。

这还不够。按蔚来创始人李斌的说法，蔚来落户合肥，整车物流费用比奔驰宝马还要低。“这得益于合肥承东启西、连南接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

在合肥之外，许多内陆城市也表现不错。

西安、郑州和武汉跑进榜单前三十名，占据中上游位置；重庆和成都也优于东莞、福州、苏州等沿海城市。

内陆城市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上。以武汉为例，2020年度工业地价仅为571元/平方米，低于19个万亿GDP城市（含准万亿东莞，下同），平均薪资也低于24个万亿GDP的平均值。

不过，内陆城市并不是门门“科目”都优秀。华北的石家庄、呼和浩特和东北的长春，非居民终端用水价格都在6.8元/吨以上，价格可不低。这主要跟当地的水资源分布、污水处理率相关。

再比如，在近期引发热议的电力问题上，哈尔滨和长春的工商业电价仅次于北京，长沙、武汉和襄阳相对也较高。这里的原因就更复杂了，有发电设备单机容量小的历史原因，有煤炭资源不足运费高的原因，也还有工业结构的问题。

当然，成本只是企业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内陆城市若想站立潮头，还需市场、产业链、交通设施、政府服务多条腿走路。

单就成本来说，正如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所言：成本是一个曲线，降到最优点以后就会往上升，这就是“成本的诅咒”。

从这个角度来说，内陆城市目前的“成本优势”终将成为过去。这些城市在抓住机遇的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扩大开放、创新突围。

一方面开拓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和技术的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不断向右下方去推移成本曲线，形成一个连续的、动态的、下移的成本模式。这也是所有城市的永恒考验。

北上深“贵”了

一线城市表现“贵”得离谱，似乎并不意外。

北京、上海和深圳实现断崖式“领先”，为成本优势榜的最后三名，深圳总分与第四名南京有将近20分分差，广州、杭州、宁波位列其后；北京则包揽了用人、用地、用水、用电全部指标的“第一名”，堪称“贵”气逼人。

薪酬方面，北京以12358元领衔“最贵人力”排行榜，上海和深圳紧随其后；而北京的工商业用地成本有多高呢？3000元能合租上相对不错的房子，却只能买到一平方米左右的工业用地；25000元的月薪已足以令人歆羡，却只能买到一平方米左右的写字楼面积。

一线城市经营成本高，很大原因是需求旺盛，这是繁荣的体现。但当全行业都在涨工资、涨场地租金，企业的盈利能力又有差异，效益好的企业会挤压效益不好的企业，上涨的成本会吃掉后者的利润“蛋糕”。

这就是刘鹤副总理之前提到的“鲍莫尔病”。

企业开支越来越多，效益却不见好转，一旦顶不住就会往能省钱的地方跑。制造业的外迁而导致产业的“空心化”，伦敦、纽约等很多城市都有前例。

生了病就要治。营商成本，并非单纯比较大小的绝对概念，而是将所创效益与要素投入综合来看的相对成本。成本涨势如果不能逆转，那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等，使得更少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获得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微笑曲线”中，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沿海城市主要干的活儿；而两端的研发、品牌、售后服务等，则是发达国家的传统地盘。

徐文杰.基于微笑曲线的中国动漫产业模式分析[D].浙江大学,2011.

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要么提高生产环节效率将“微笑曲线”的中端拉平，要么向两端进发。

这是纽约、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共同的转型逻辑。这解释了这些城市的智能制造和新经济为何那么发达，也解释了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一栋楼的产值为何可以超越很多城市。

在转型过程中，数字化的应用非常重要。在刘鹤副总理的讲话中，解决“鲍莫尔病”跟弥合“数字鸿沟”并提。

对于曾经作出重大贡献的制造企业，则鼓励疏解腾退，把空间让给更高附加值的企业的同时，也能在成本“舒适”的地方缓一口气，实现再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并没有搬得太远。为了继续享受产业链、市场等区位优势，他们往往选择在周边的城市。这也促进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形成。

北上深转型，沿海城市吃饱？

课题组之前的调研结果显示，若再次开办企业，37%的受访者选择沿海副中心城市，喜爱度仅次于北上广深。

改革开放早期，沿海地区外资涌入和村镇企业的崛起，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综合成本比较低。

三四十年过去，沿海地区的成本优势早已不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正在慢慢优化。

这是不是意味着沿海地区的好日子要过去了？

其实不然。沿海地区的很多城市，不够“便宜”但够近，方便和北上广深这几个“巨无霸”对接。

在长三角，沪苏高速的开通，推动了苏州的崛起；在珠三角，教科书般的广佛同城化，是佛山城市繁荣的关键；而以华为终端外迁为标志，深莞更加频繁的互动，让坊间流行起“环深圳城市”的说法。

在中国的版图上，苏州、佛山和东莞这类“沿海副中心”城市非常特殊。

一方面，这些城市是人口迅速流入的制造业重镇，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心”；另一方面，凭借相对低廉的成本，承接产业转移，共享一线城市的人力和技术优势，变成核心城市的强大辅助。

苏州的工业地价仅为上海的1/3，东莞的工业地价是深圳的1/2，而人力成本“苏东佛”为“沪深广”的80%-90%。

在较一线城市相对低廉的成本之外，他们还探索制度创新。以苏州为例，在用地制度上，苏州政府创造性设计了分段弹性年期（10+N）挂牌出让的方式，开始只用付10年的钱，但会对投资强度、达产时间、亩均税收等指标进行“期中考核”，之后决定是否续约。在前期减低企业成本的同时，还有益于园区产业用地的集约利用。

仅看“苏东佛”与一线城市的成本比较，似乎还能保持乐观，但当引入更多城市变量，就是另一番情景：

综合成本来看，南京超过“老一线”广州，位列第四，成为“新一线”成本高地；杭州以微弱差距低于广州，宁波、温州等一众长三角城市紧随其后。

在用地成本上，南京、天津、福州、杭州、厦门和珠海等六座东部城市进入前十；

在用人成本上，杭州、南京均超广州，其中杭州进入“四大万元户”行列，南京从2018到2021年，以29.4%的增速领跑57城。

这是不是这些城市的成本涨幅太大了呢？沿海副中心城市的主政者们要有忧患意识了。

“宜商之城”研究团队：

统筹：姚伟新、孟登科

执行统筹：戴春晨

指标模型编制：戴春晨、郭倩倩

数据挖掘与处理：黄艳欣、郑璧薇、苏经俐、孙楠欣、徐红梅、王静、郭晨杰、杨晓鑫、龙晓旭、齐楚、刘玮钰、陈晓楠、葛安娜、田也、邓玥、吴杨、程瑜婷

数据分析：戴春晨、危昱萍、郭倩倩、邓丽萍、吴杨、葛安娜、刘玮钰、邓玥、陈晓楠、王静

章节执笔：郭倩倩、黄艳欣、徐红梅

可视化：白桦、黄艳欣

*如需要完整榜单，请通过邮箱only_city@infzm.com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