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群：世界的残忍永远在创作者的想象之上

冷眼旁观的女作家不少。李碧华的通透令人打寒战，“墙高万丈，挡的是不来的人”，清醒中隐含责备，像是高高在上的一股斜睨；李维菁写世人无情，深知爱不持久，可总忍不住掺杂一缕被弃者的怨怼，眨巴着泪眼仰视。黄丽群夹在中间，叙事的口吻既不灰心也不乞怜，荒谬也好，残酷也罢，她从不大惊小怪，只是缓缓抬起头，用不偏不倚的眼珠与读者平视，无声地评论字里行间那些不圆满、不顺利、不愉快的故事，“现实就是这样的呀，不是吗。”

看她两年前在台湾出版的散文集标题，《我与狸奴不出门》，行文风格带点古气且不留余地。每个字到了她的指尖都像在排队接受安检，通过率极低。2021年8月在大陆新版的短篇小说集《海边的房间》，书名取自同名小说，想来是一幅闲适惬意、吹着淡淡海风的画面，读罢才知道是一则霸占般将他人扣留在身边的“恐怖”故事。

书封上，这些故事的主角被概括为“城市畸爱者”，这一两个月以来的媒体报道也反复提及“畸恋”、“病态”、“边缘人”等字眼，作者本人不以为然，搞不懂为何书中一个壮实到“除了举重老师外无人赏识”的中年女性的外形会令大家如此不安。在她眼中，艾滋病携带者、精神分裂的痴汉、通过伤害猫咪来多次接近兽医的剩女都不该被武断地称为坏掉的人、变态或疯子，“我觉得他们就是普通的人，只不过是被排除在了标准之外，正是因为大家都很在意她不符合标准，这个在意跟这种隐隐的框架的压迫，就会把人逼疯了。对我来说这些人不是他者，也未必都是女性，那些挫折的情绪或是生命里的困境，不一定是这一个人独有的。”

屏幕里的黄丽群坐在台北家中的书桌前，不时望向窗外，旁边是一栋纺织大王的老宅，七八十年前的日式平房，后人大概每月来修剪一次庭院，其余时间闲置。她住在4楼，去年搬进来时隔壁院子里的玉兰树不过齐窗高，她常常打开窗，“沾有钱人的光”欣赏那院子，一坐就看很久，看着它们长得越来越高，如今已蹿到了7楼。

她回过头，继续谈论自己大学毕业时的创作，这些短篇小说时隔近20年才被送到大陆读者的眼前，人们被奇异浓烈的情节吸引，作者嗓子懒洋洋地、像介绍邻居家到来已久的宠物一般回忆那时的创作理念，“它其实在一个虚构的世界去揣摩人的疯狂跟钻牛角尖，或是人的某些激烈却压抑得无处可去的情绪，并不是为了事件而发生。这些东西围绕着某一种情感的核而长出来，所以去追究这个花或叶子为什么这样子，我真的不大关心，我只是关心极度激烈、但又无可处置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