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定的时代,问询永恒的生活疑难
主人公试图作出伦理选择,但留下的都不是肯定的答案,而是一种妥协,一种以“还是不要知道”维持脆弱日常生活平衡的智慧,一种两败俱伤后的和解,或者一种抚慰性质的谎言——北影节基耶斯洛夫斯基影展
责任编辑:杨静茹
“真实眼泪之可怖”
今年是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80周年诞辰。这位导演只活了54岁,但给后世影迷留下了大量颇具思考和讨论空间的经典影像。本届北影节“重磅影人”单元放映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阵容之强大在国内影展中应属前所未有(包括了导演最早的故事片、几部最重要的政治片、获得国际赞誉的《杀人短片》《爱情短片》、总时长接近10小时的《十诫》,以及著名的《蓝》《白》《红》三部曲)。
北影节放映的《生命的烙印》(1976)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生涯的第一部故事片,讲的是一个小镇要建设大型化工厂、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男主角在政府与小镇居民间试图调停而逐渐心力交瘁的故事。该片开拍不久,基耶斯洛夫斯基觉得自己拍的东西非常荒谬,从头到尾都不可信。当时的华沙电影制片厂厂长罗兹威兹很明智,和他说,不喜欢就停下来吧,我们觉得胶片不差,但你可以停下来,回华沙去。
短暂的停歇让基耶斯洛夫斯基得到了反向鼓励,他最终拍完了这部至今看来仍有现实意义的电影——这让人想起他少年时一度厌学的经历:父亲说,“好吧,那停下来吧”,让他去了消防员训练学校,三个月后他回来了,知道自己做不了任何受制于规定的事,后来爱上了戏剧的目眩神迷,进入华沙戏剧技术学院,但很快兴趣又转向纪录片;1969年,他从洛兹电影学校毕业。
1970年代,波兰鼓励创作者拍艺术片,认定展现普通人及其生活条件没什么意义,但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法相反:“我们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人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得比现在更好?为什么人们的生活不像纸上写的那么容易?”早期的纪录作品里,他常常把镜头对准电车、嘈杂的办公室、工厂、罢工的工人、值班24小时的医生、待产的女人。他说自己最喜欢的拍摄对象是“老人,和被扭曲的人们。他们凝视远方,在想事情怎么能是这样?但又必须向实际情况妥协”。
他拍纪录片非常耐心,被当时的同伴们戏称为“工程师”或者“鸟类学家”。让他拿到电影学校毕业证的《洛兹城》(1969)拍的是小城里努力工作的女人和不工作的男人。“有些人工作,其他人却在闲逛,寻找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东西,”他说这是他想表达的主题。《我是个士兵》(1970)聚焦的是二战中失明的士兵,基耶斯洛夫斯基坐在摄影机前,问他们还有什么梦想。
但70年代的几次创作经历让基耶斯洛夫斯基最终彻底放弃了纪实。例如他关注波兰某市罢工的《工人的71年》(1972),他想真实地展现波兰人民的生活。在拍摄《守夜人的观点》(1977)时,他的主角是工厂的一名狂热信徒,坚持以规则统治所有人和事。但基耶斯洛夫斯基发现,这个人与其说是在被记录,不如说是在对着镜头模仿自己的姿态。他反思,纪录片不应该影响拍摄对象的生活,也不能如实呈现所有事情。他创作的一些纪录片从来以任何途径被放映过,我们只能在他极少的访谈中看到他对片子的介绍。他说,他怕对那些普通人造成伤害。“我被真实的眼泪吓坏了,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利去拍摄他们。在那种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跨入禁区的人。这就是我逃离纪录片的主要原因。”
齐泽克的著作《真实眼泪之可怖》研究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这一书名精准表达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纪录片与故事片、真实与虚构的态度。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解决办法是,转向虚构,让演员表演真实。本届北影节放映的《影迷》(1979)有趣地呈现了导演这一重要的转变期:《影迷》的男主角是个热爱纪录片的业余导演,坚持要通过摄影机记录所谓的现实,为此毁掉了自己的家庭——当他妻子离开时,他竟然将摄影机转向妻子,记录妻子的离场。
“反常的、糊涂的愚蠢上帝,他把创世工作搞得一团糟”
北影节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机遇之歌》(1987),实际拍摄完成时间是在《影迷》的两年之后,但当时正值波兰戒严,该片没能得到上映批准。片头,一位青年的父亲因病去世,他感到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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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游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