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们的孤独赛道 | 封面人物

读博第四年，赵四仍觉得自己的博士身份有些难以启齿。在社交场合中，需要向陌生人介绍自己时，她都支支吾吾，犹豫不决。

她惧怕说出自己“在读博”后迎来的“哇”、“啊呀”等语气词。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她都尴尬地用“脚趾抠地”。她更喜欢别人喊她赵四，这是她起的笔名，有“无名之辈的意思”。

博士生赵四内心觉得读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没有很厉害”。博士与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这个人写了一本论文，获得了点知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这不代表你更聪明，更有智慧，也不代表你道德更高。”反而可能是，“这个人路径依赖比较严重，没什么自我，（利用读博）逃避至今。”在赵四眼里，她属于后者。

也许，更直接的问题是，决定读博的人究竟在追逐什么？答案不尽相同。有人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高校的跳板；有人视之为唯一志趣，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还有人觉得自己的专业足够浪漫，却又下了不再从事学术工作的决心……

一个博士学位的完成，短则三四年，长则七八年。当一位博士研究生被授予博士学位、走向劳动市场时，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她儿时的同学早已结婚生子，工作十年有余。选择学术道路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多数人的赛道，人生的时间轴、自我评价得另当别论。

这是一条看似光环无数、实则异常孤独的赛道，往下走，很难望到头。除却精神层面的孤独，博士们需要对抗的还有年龄焦虑与同辈压力、漫长的未知、科研的无果、对学术体系的怀疑、追索意义感的失落，以及情绪问题，等等。懒惰，是其中最容易对付的。

当互联网上有关“996”工作制的讨论正酣时，这群人正独自穿梭于实验室、图书馆，循着“796”或是“10106”的时间表生活。但不同于别的岗位，许多受访者强调，这是一类“只为自己打工的工作”——“做得多就收获得多”。

近日，我们采访了近10位博士，从他们的讲述里，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博士们的挣扎与坚持，孤独与困惑，那些留下的人也未必比离开的人更勇敢。

一个音乐学博士的思考

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的封皮是暗红色的，经烫金工艺处理过的三行字妥帖地居于中央，上面写着，“中央音乐学院的光芒将永远照耀你的前程”。

收到录取通知时，赵四意外地平静。她14岁到北京，先后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很多时候，她出入的不是音乐厅，就是国家大剧院，身边相处的同学和老师很多曾在国际音乐比赛中演出成名。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了，赵四有时感觉，“是不是我也还行？”但更多时候，她觉得自己活在名师、大家的阴影下。

她发现，身边不乏沉迷于名校光环、精英氛围的同学，许多人的巅峰时刻就是上了这样一所学校，每逢校庆，“发几张过去的校园照片，写上‘母校’二字，再配两个哭泣的表情。”那些文字里没提到的，可能是之后略显平庸的人生。

▲赵四  图/受访者提供

赵四5岁开始学钢琴时，父母便为她规划好了以后要走的路，他们希望赵四学艺术。两人没想到，其实钢琴对赵四的“摧残也非常大”。

赵四讨厌练琴。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前，专业课老师告诉她，以她的水平去考附中钢琴专业，一定考不上。折衷考虑，她选了“需要看很多书，文章也要写得好”的音乐学。后来升学也没再换过专业。

读硕士时，赵四的研究兴趣是观念史。简单点说，就是研究“大家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在演奏死去的人的音乐”。她当时想：“如果我读博的时候继续研究它，应该挺快乐的。”她不排斥做研究，知识的艰涩与追求知识时的狂喜令她着迷，她觉得这是逼自己读晦涩理论的好机会。同时，她也被另一种念头拉扯着。

这是一种迫切地想要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念头。这股冲动牵引着她与过去乖巧、懵懂的自己决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仰赖音乐学院的高雅与“离地”，赵四能做个不闻窗外事的乖学生，过着一种可预期的生活。对于音乐学以外的专业，她一无所知。实际上，她很早就迎来自己的迷茫期。由于对专业前景感到迷茫，她曾在“豆瓣”上认真提问：“高二，音乐学，毕业后除了在象牙塔搞搞学术，都能干啥？”

赵四的确做过一些尝试。比如说，在古典艺术经纪公司的格子间做PPT，在二手奢侈品公司做新媒体编辑，或是给一家新媒体写专栏。她的导师不理解，“你明明拥有不上班的机会，为什么要每天早上赶早高峰去挤地铁？”其实，她只是想试试别的可能。

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后的去向无非两种：一种是进入大剧院、出版社或其他解决北京户口的“体面单位”；另一种则是继续读下去。后者也是父母对赵四的期许。

在学校行政处工作了半年，赵四没怎么复习就坐进了考场。尽管不愿承认，她在考试方面的确运气颇佳。意外考上后，她重返课堂读博士。

她不排斥读博，却充满怀疑。“除了我们赋予学术工作的意志外，可能它本身也有问题。我们把学术体制化，然后它变成一个像《文凭社会》里面的区隔时，就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功能。”

在兰德尔·柯林斯所著的《文凭社会》一书中，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柯林斯的研究以美国为样本展开，在他看来，教育虽然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文凭却实在地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同伙。它对一些人来说，是获得闲职的凭证，而使另一些人不得不从事生产性劳动。

赵四想，“读博是不是一个已经被异化的东西？它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就要通过读到最高文凭，我们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她没有答案。早在读博以前，她和正犹豫要不要继续申请海外博士的朋友聊天，两人谈到对工作的理解与想法时，达成共识：“我们不要为资本家去卖力，要让我们的剩余价值流向一个更精神性、更纯粹、更有智识的空间。”

但是，赵四的朋友并没有去读博，而是换了工作，搬去上海，继续“为资本家去卖力”。朋友更现实的考虑是，在文科类博士项目经费年年收紧，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有必要自费去读一个博士吗？”

“更有创造性的”

因为费用问题，林安起初申请博士的时候，没考虑英国。尽管她认真想过经费不足的情况，打算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但“不给钱的地方是不会去的”。

她是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学校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习惯了工作日工作，周末飞到另一个城市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去东京，有时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