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流的“鲁迅频道”

鲁迅像，上海鲁迅公园。 （网友吉明/图）

“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路的人又少得很。”

1936年7月21日，鲁迅为年轻的捷克翻译家亚罗斯拉夫·普实克的《呐喊》译本作序，得知自己的文字被翻译到“非主流”国家，他十分欣喜，甚至“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当时，缠绵病榻的鲁迅已近生命的终点，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纷争与对抗的世界。字里行间，他深信文艺能够达成世界各国民众之间的精神交流，乃至相互和解。

鲁迅不受政治倾向、社会地位的拘束，结交过背景各异的外国友人，为人所熟知的就有美国记者史沫莱特与斯诺、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有一位外国作家，甚至曾借住在鲁迅位于北京的八道湾住宅里，他便是流浪到中国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俄国文学史对这位作家的评价不高，但其精神却是世界文学海洋里的一缕奇异波光。他去过印度、缅甸、泰国，也去过日本，因为擅写批评的文章，参加过激进的游行，遂成不受欢迎的人。1921年，他被日本当局驱逐，来到中国。

恰在此时，鲁迅开始注意到这位诗人的作品，并把其中一些翻译成中文。爱罗先珂来到北京后，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元培把他安排在鲁迅家中。周氏兄弟懂日语，加之鲁迅又是其作品的译者，三人很快成了朋友。鲁迅透过爱罗先珂，能够瞭望其背后的俄国。他们经常讨论俄罗斯文学，有时谈至深夜。1922年，鲁迅完成了《爱罗先珂童话集》的翻译编辑工作。这些童话，引起了他的共鸣。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至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鲁迅积极向中国读者译介了这位友人的作品。

据翻译家戈宝权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4个国家近100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33个单行本——他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文字，比其创作的文字还多。

在19世纪后期形成并延续到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单向交流”，逐渐变为“双向交流”，鲁迅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体内容。

1926年，美籍华人梁社乾的《阿Q正传》英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首次向英语世界展示了鲁迅笔下的文学形象。翌年，美国学者巴特莱特在美国《当代历史》上发表《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一文，从思想史角度评析鲁迅的重要性，开了西方鲁迅研究的先河。近一个世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和研究者对鲁迅的阅读、译介和研究，使得鲁迅在域外的传播呈现着复杂多元的面貌。

“改换地名人名，似乎便是对印度新农村的描述”

2016年，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的著作《中英对照鲁迅旧体诗》在中国发行新版，在序言中，他提及最近几年在西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兴起的“鲁迅热”，自从2009年以来，共有6本有关鲁迅的新书面世，接近一年一本，半数由西方本土汉学家写（译）就。

其中，蓝诗玲(Julia Lovell)英译的《阿Q正传及其他故事：鲁迅小说全集》对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普及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一方面，该译本不只包括《呐喊》和《彷徨》，还有《故事新编》，可谓最全的单行本；另一方面，书是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这家出版商的目标读者为普通大众，发行也是全球性的。

在网络书店亚马逊上，该书有近百个全球读者的评分，其中不乏来自印度的声音。“写得真好，令人心痛。关于旧中国的好书。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你改换地名和人名，似乎便是对印度新农村的一个很好的描述。”“虽然中国文学通常被印度读者忽视，印度人很难理解中国已经变成了什么样，但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在域外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即便不是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也时常受到鲁迅作品的吸引。

1984年，文棣（Wendy Larson）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