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恨

她穿着粗帆布短裤和男式背心,又熬了一个通宵,在软软的水田里,头埋在淤泥中静静地、永远地睡去了。
    在我少年时代赴滇西边疆支边所在的一个农垦分场,有一个看上去像五六十岁、实则刚满40岁的文盲寡妇,以月收入26元拖着8岁和11岁的两个儿子;她的丈夫5年前在采石场被炸死了,因公殉职者留下的孤儿寡母本应是给予关照的对象,却不知哪路神仙大人,树立了她当州农垦分局的先进典型。于是5年来,总场、分场及各生产队的广播简报、黑板报,都喧嚣着学她、赶她、超她的高昂的革命口号。
    那是1976年的“农业学大寨”,全国从上至下都呼喊“革命加拼命,拼命不要命!”“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建成大寨县!”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双抢”时节,记得那天总场、分场的高音喇叭,播出她的日栽秧工效突破4.2亩的几小时后,放水灌田的工人在凌晨5时许竟然发现了她的尸体:她穿着粗帆布短裤和男式背心,又熬了一个通宵,在软软的水田里,头埋在淤泥中静静地、永远地睡去了。
    人们在霏霏淫雨中,抬着不足80斤的她那枯瘦的遗体回来,一路冻凝无声,如一股缓缓的熔岩;只不时有吸饱了血的老拇指粗的大蚂蟥,从她的尸身上掉下来,并且丑恶地蠕动着,被人狠狠地踩上一脚,大蚂蟥噗地喷出浓稠焦黑的血浆。
    到家了,“先进寡妇”的俩儿子蜷缩在床角,睡得正香。竹片搭的小桌上,半钵稀饭,一碟白酸菜,几只土碗竹筷;土坯垒的大床上,两床用拆了的白糖口袋做里、拆了的口罩纱布做面的被子,都黑黄交织失去了本色。一只香烟纸箱装着几件破烂衣服,以及贴满土墙四壁的奖状,墙角和酸菜坛子码在一起的是几大摞历年获奖的扎红绸的“红宝书”,这一切就是文盲“先进寡妇”的全部家当。
    两个孤儿醒了,睁大恐惧的眼睛,望着斜放在土坯床上那具枯瘦僵硬、被蚂蟥叮咬得浑身黑血斑驳、泥污满面、鼓眼呲牙的母亲,嘴最大限度地张翕着,却久久地发不出一丝声响。那一刻静得可怕呵,俨然生命万物已不再复苏……猛然间,所有在场的人有如火山喷发一样,抢在两个孤儿之前失声恸哭起来,为“先进寡妇”和她的两个孤儿,更为……为什么呢,我至今也说不清楚。
    我亲手参加了掩埋。之后,人们很快就将“先进寡妇”淡忘了,偶尔有人提起,总有人马上不胜厌恶地沉沉地摆摆手说:“哎!那档子事,莫提了!莫提了!”之后便是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但我记住了她,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先进寡妇”,是因为我伙同知青们一起,偷过她种的刚结蕾的鸡蛋大的花菜,五十余颗全数摘尽装了一脸盆子。那年春节,已经三个多月不见油荤的知青们,每人分到半斤连皮带骨的老母猪肉,一斤苞谷酒,和一小勺指头大的二十来颗盐水煮萝卜;那个除夕夜,我们在知青大草棚里,用老母猪肉煨花菜蕾灌苞谷酒,在重返人间的感觉中吃得好开心……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不能卑怯地为自己辩护:那个年代,还处在发育期的我们,在野蛮超强的劳动的压榨下,“痨”得直想吃人——但当初我们真的、真的不知道那些花菜是“先进寡妇”栽的啊!我只能说至今我的心仍在为此楚楚地颤抖。我的笔凝聚了太多的苦难和悔愧——我还因这位“先进寡妇”看守甘蔗田时告发过我们偷甘蔗,伙同受到罚款的同伴知青们,在露天电影场上刮过她的大儿子巴掌,是在黑暗中黑了良心刮的,我的手沾上洗不掉的恶了!
    我知道漫漫多艰的人生,是根本容不下一个“悔”字的:当我痛感到悔的沉重无情,已是无从悔的时候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每忆及“先进寡妇”和她的俩儿子,悔恨就如炽烈的火焰焚烧着我的灵魂。作为一个皈依佛门多年的虔诚的佛教徒,我只能默默咀嚼这枚注定与生命相随的苦果,并祈愿在今天诚实的劳动中,继续培养良善慈悲的情怀,不再为明天增加新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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