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无用”之海摆渡人

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

时至今日，少时山村里昏黄的灯光、深夜中遥远的木屐、盼望雨季来临以便躲在家中读书的情景，仍不时闯入陈平原的梦境。

那是非常纯粹的读书时光。上世纪70年代初，“读书无用论”还很盛行，陈平原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读书。时代的变化冲击着每一个个体，对前途渺茫和处境落拓的苦闷，构成了陈平原对这段日子最深的记忆之一，但在这样的境地，他仍然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继续读书。

无学可上、没有图书馆可去的时期，他读遍了父亲书房里的藏书。父亲是当地中专的语文老师，保留了各个年代的语文教材，这些是陈平原最早的读物。后来他开始读文学和史学方面的书，父亲的藏书大多是这两类，他读书的趣味偏好也来源于此。父亲更爱好古代文学和外国诗歌，他后来走上了现代文学的研究之路。

陈平原

尽管相隔一代人，作家徐则臣有着和陈平原相似的阅读记忆。80年代的农村，落后而贫穷，孩子们童年时总要帮着家里干农活，徐则臣的爷爷接受过私塾教育，做过小学校长，后半生在生产队养猪，爷爷希望他成为一个读书人，在家便护着他读书。夏季雷雨落下来，母亲喊徐则臣收粮食，爷爷也护着：“叫别人干，他正做作业呢。”

那时候农村里没什么书看，他的启蒙读物都是武侠小说、小人书和连环画。小学五年级结束，徐则臣就把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看了个七七八八。到11岁独自去镇上读书时，他才开始接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12岁那年春天，爷爷给了他8元去镇上赶集，他跑去书店买了一套《三国演义》，花了7.95元，剩下5分钱什么也买不到，他就拽着5分钱，带着书跑回家了。

他现在回想，那时候读书很单纯，没有人逼着读，也不是为了什么而读，不去计较书里文学的、艺术的、思想的含量有多高，仅仅是被书里的故事所吸引。然而，正是这些故事，建构起另一套与现实世界相关、又与现实世界有所区别的想象世界，它不是按照日常的、琐碎的逻辑而建构，而是遵循一种自在的、飘逸的逻辑。想象力，是阅读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

徐则臣

而在当下中国，阅读似乎越来越背离这种纯粹。在北京大学当中文系主任时，陈平原屡次希望恢复老北大的“大一国文”，一直没有成功；现在虽有“大学语文”选修课，但效果大打折扣。有些理科院系的老师提出疑问：“你能保证学生上了一学期‘大一国文’就变得特别聪明吗？”

这是功利化的想法了。“今人读书过于势利，都希望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这只有电器说明书、股票指南这类读物能做到。”陈平原认为功利是阅读最大的“敌人”，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学习、掌握和使用，是需要长期的‘无用’阅读来积累的”。

他主张开设这门课程，是希望能养成非文学专业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品位。阅读应该是一种自我修养，对人格、心灵、气质和外在形象的修养，本就不能急功近利，要像广东人煲汤，“太猛的火是不行的。”

“但在社会趋势总体趋于实用的背景下，最近20年，大学教学愈来愈功利化。很多大学的科目设置倾向于实用知识，‘文火慢炖’的通识教育不受重视，继而导致中学里也同样忽略课外阅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为了改善中学的阅读情况，2017年开始推行的“部编本”语文教材中，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增添了“整本书阅读”的任务群。主编温儒敏指出，这套教材主治“不读书、少读书”，“提倡整本书阅读，是因为现在的学生读书少，特别是很少读完整的书，而网上阅读也多是碎片化的，微信等自媒体阅读，更是火上添油，弄得大家焦躁得很，学生静不下心来读书。”随着课本的改革，各地中高考语文试卷中名著考查的比重也有所增加。

徐则臣的孩子正在读小学，在他看来，“整本书阅读”的推行、“必读书”的推荐，给学生的阅读提供了指引性，“必读书”是很多专家讨论达成的共识，相对来说更为科学。

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孩子提起阅读的兴趣？

“同样一件事情，逼着做和自己愿意做，孩子心态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会把很多事变成填鸭式的、强加的任务，其实是一种‘懒政’，我们懒得去寻找更曲折、更有意思的方式，让孩子来接受。”因此，徐则臣觉得最重要的是引导孩子本人对书产生兴趣，这样的阅读不是为了从中得到知识，而是获得想象力的培养。

“随着人的成长，我们的想象力是在萎缩的，因为现实非常强大，现实的逻辑越来越坚硬，我们最后就会发现：你会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没有情趣、越来越没有想象力。所以得在很小的时候，把想象力无限放大，有一个非常雄厚的底子，让他以后在面临不同挤压的时候，能萎缩得慢一点。”

徐则臣提出的问题，身处语文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已探索了很多年，他们更为直接地面对阅读推广中的阻力和难题，深知其中的艰辛和无奈。当“部编本”教材带着“整本书阅读”的要求来临时，有些老师已经形成了一套独有的阅读教学理念，有些老师身体力行地影响着所教的一届届学生，有些老师还处于迷茫之中，“阅读”看上去像是逆时代潮流的行为，怎么做才能抵御阻力？

为了让阅读流行起来，2021年4月，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全程支持下，南方周末正式发起“阅读新火种”公益行动。这项行动由新东方公益战略支持、中国邮政特别支持，先后通过教师赠阅、校园公益讲座、教师征文等多种活动，助力校园阅读推广。

而在这个暑假，“阅读新火种”公益行动特别邀请作家、学者、一线名师开讲，录制完成一系列阅读教育公开课，课程成果将在教师节当天上线网络端，向全国免费开放，力图与一线教师共同探讨阅读教育的新路径与可能性。这一公益举动推出的背后，正是一线老师们一直在关注和实践的事：让学生爱上阅读。

“读以致用，用以促读”

黄德初明年即将退休，他已拥有近40年教龄，是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目前是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科组长。他于1979年考入大学，1982年参加工作，此后不断研修教学，常年教授高三，见证了改革开放后高考语文的变迁。

读书是黄德初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读大学前他把能找到的书都读了一遍。

山区农村学校图书的匮乏使黄德初对文字有本能般的饥渴，凡是有文字的东西，他都喜欢看。刚开始当老师时，因为他读书早，班上的学生几乎都和他同龄，甚至年纪比他大。整个班级的阅读气氛都十分浓厚，对报刊、图书的热情很高。“刚经历过‘文革’，突然有那么多的书出现，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对阅读都是如饥似渴的，相信很朴素的一句道理，‘知识改变命运’，也相信读书是一切活动中最高贵的一个事情。”

而近三四年来，阅读风气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感觉到学生不仅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并且被剥夺了阅读的时间。“现在所采取的课程改革，都与此有关，整本书阅读其实是语文老师一直以来的梦想。”

早在1941年，叶圣陶就提倡过，中学语文教材“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读惯了单篇短章，老是局促在小规模的范围之中，魄力就不大了”，只是这一建议终究难以实现。

为了鼓励学生阅读，黄德初和华师附中的语文组一直在坚持一套方法，以课前演讲、读书札记写作、课本剧编演、研学旅行、经典诵读竞赛、社团读书会等等，能够实际将阅读所得运用于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反过来促使学生主动阅读。让学生感受到阅读并非“无用”，而是有“百用”，是能真正运用到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也就是“读以致用，用以促读”。

语文高考中对阅读的考查使得这些活动的开展更为“理直气壮”。黄德初和华附语文科组的老师明白，中学阅读也要与高考语文备考相结合。他们引导学生关注时事热点，扩充自己的阅读量，构建相关的系列阅读专题，屡次押中高考的阅读和写作方向。

近年来我国科技取得许多重大突破：中国航天飞船“神舟”，登月探测器“嫦娥”，太阳监测卫星计划“夸父计”……黄德初给学生们提出问题：“为什么我国重大的科学成就都以古代神话来命名？这承载了我们民族怎样的千年梦想？”继而引导学生深入“中国神话”“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家”等专题，探讨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这意味着黄德初每天十分忙碌。数十年如一日，他的作息都是早晨6点半起床，晚上11点半休息，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记事本上将一天要做的事情列出来，精确到每10分钟。他自己的阅读计划也写得清晰明白，每天要读到第几页，多长时间读完。他始终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读书亦是人生一大乐事。

批判性思维的能量

即使已成为资历丰富的教师，余党绪还是会面对家长的质疑：“余老师你也是上海滩的名师啊，你为什么让我的孩子读一些没用的书？”

这是2016年他带领学生读《三国演义》时发生的事，不仅仅是来自家长的阻挠，在教材推出“整本书阅读”以前，学校老师都仿佛“见不得”学生读书，“学生把它带到教室里面去读，十有八九要被没收。”

余党绪好言好语给家长解释了阅读的作用，回过头就让当时指导的实习生们做了一个课题研究：“把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一直到2017年这40年间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找出来，看看如果把《三国演义》读熟，能不能写这些高考作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学生真的把《三国演义》读懂了，全国40年的高考作文绝大部分都能写，素材、思想观点都可以用，只有过于偏僻的题，或是时政题，才没法儿写。

余党绪就是这样一个较真的人，平常的为人处世中，他崇尚大气谦和，一旦涉及求知的事情，他喜欢质疑和思考的特质就显现出来了。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出来当老师时，他感觉中学语文教学存在一种偏颇，“特别强调感性、诗化”，但他还是想用真正的分析去代替情感和想象的东西。

90年代他讲授鲁迅的《祝福》这篇课文时，给学生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也有些惊世骇俗的问题：是谁杀了祥林嫂？在那个年代，对课本的解读通常会把鲁四老爷这一地主阶级当成主谋。余党绪问学生，“他有没有谋杀的动机？”“有没有主观上实施杀人的行为？”“同一阶层的人给祥林嫂带来的就是温暖吗？”一系列的追问旨在让学生思考《祝福》背后所要揭示的真正的悲剧。

2007年接触到批判性思维课程时，他立即感觉到自己之前的尝试和摸索有了明确的落脚点——大胆质疑、不懈追问、反复讨论，正是批判性思维训练对学生的要求。他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他的语文教学中，用开放性、思辨性的问题来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和探究，像他讲《祝福》时提出的那个主问题一样。

一开始余党绪用“万字长文”的阅读做批判性思维训练，他认为相比短文“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万字长文更具有开展逻辑与思辨的空间。他给学生五六千字的文章，规定30分钟时间读完，学生非常反感，过了一会儿就左顾右盼，静不下心。练了一个多月，学生才开始适应，再逐渐地提升到一万字。

阅读整本名著让这种训练更为有效，“学生的情感、思维因文本提供的广阔解读空间而被激活”，宏阔的内容天然地令标准答案式的灌输失去意义，在《鲁滨孙漂流记》的阅读课上，余党绪设置的主问题就是：“一个人，一座孤岛，28年的生存，何以可能？”学生通过阅读去归纳、辩论，得出的结论重要，更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

独立思考的能力，正是中国学生“非常必要，但又欠缺的”。

刘茜莹 （受访者提供/图）

精神脱贫

一线老师的种种尝试，推动着语文阅读教育的发展。无论是“整本书阅读”，还是“批判性思维”被写入教材，离不开语文老师们多年的探索和坚持。

心怀热忱的老师们都想身体力行地改善学生的阅读境况，只是在不同环境下，老师们面对的困境不一样，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老师和教育水平落后地区的老师，遇到的问题千差万别。刘茜莹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学生拥有一本书？

从1992年分配至江西省赣州市宁都中学至今，她在这里教了近30年语文。这所县城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的贫困搬迁家庭，很多父母外出打工，他们跟着祖辈留守在家。刘茜莹曾经想在班上建立图书角，每位同学带来一本书放在班级里交流，全班70个孩子，超过一半人家里找不出一本书。

这件事给刘茜莹带来非常大的挫折感，“现在再穷困的家庭，也不至于一本书都没有吧？”她意识到，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家庭在物质上不富裕，在精神层面更加贫穷。家庭里没有读书的意识和氛围，祖辈对他们的要求也极低，“能在学校上课就行”。读书的信仰在农村逐渐消失，刘茜莹听过学生家长说：“你看谁谁，读了大学，把家里一家人都读穷了，他出来找工作还不是很难找？”

无奈的现状让刘茜莹感觉到，这些学生更需要读书的熏陶，图书角的书后来全部是她自己带来的，有些是她现有的藏书，有些是她不断更新购买的经典名著，还有大量的杂志，让学生利用自习课阅读。高一时，采取放养式的阅读，注重量的积累，高二减少阅读时间，开始提高要求，高三注重读写结合。

但在学校里，这套方法并未得到其他班主任和理科老师的支持，他们认为阅读跟高考相冲突。这是刘茜莹的阅读推广与短期目标之间的矛盾，“教学还是有功利性，如果不能立竿见影，不能马上提升分数的话，很多老师还是不舍得花这么多时间的。”

这种观念影响到学生，加上高中三年里，刘茜莹班上的学生不停地调整、流动，渐进的阅读训练做起来非常吃力。她的做法也无法推广到全校，“学校认为最主要的任务是高考，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让步”，通过一轮又一轮的高考去验证，十分漫长而艰难。

她有时能感觉到学生的进步，学校举办课本剧大赛，她班上的学生自己创作剧本，写了四五页纸，剧本结构、人物刻画都初见模样。“他们在把阅读的东西内化，生成一种创作的、表达的欲望和能力。”有的学生毕业多年后跟她说，是她的阅读课让自己爱上了写小说。

刘茜莹很欣慰，“这是老师的意义，不是直接展示自己的价值，而是通过教育对象展示出来，学生有思想，你的教书就有意义。”

高顺祥 （受访者提供/图）

乡村的坚守

安徽省霍邱县花园镇刘李学校的高顺祥深感农村教育的不易。他是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回到自己的乡镇工作，从1996年起，他就在老家刘李学校这所农村中学教书。中途他通过自学考试考取本科，通过考研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读硕士，但他毕业后还是留在了这所乡村学校。

霍邱县在安徽省西部，属于大别山区，偏僻、贫穷，缺乏支柱产业。学生家长都在外地打工，学生基本是留守儿童，老一辈人“稳住”孩子的办法就是把手机给他们，“这导致没人愿意学习，”虽然考个好学校是学生们求之不得的，但高顺祥发现他们并不会为之付出努力。

学校图书馆的现状也令人忧虑，一间教室简易改造成的阅览室，里面的图书一部分是上级教务系统派发的，一部分来源于爱心捐赠，书籍质量让高顺祥看不下去，“基本上是些乱七八糟的书，还有很多盗版书，捐书的人没有什么版权意识，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网络小说，这种图书馆还能让孩子进吗？”

他决定通过自己的方式带孩子们阅读。在寒暑假，他会给初中的学生买很多科普读物，《如何观察一棵树》《达尔文环球游记》《宇宙的奇迹》《人类简史》等等，要求学生写一篇读书笔记，“哪怕很简单，字很少，只要写了就行。”

平常的教学里，他带领学生读经典。初一的学生主要读《三字经》，在一个学期内反复地诵读，他还邀请学校的几位老师担任评委，办诵读比赛，自己设置奖项和奖品。起初也遭遇了家长的阻力，“他们认为你搞这些东西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占用了学生的大量时间，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买一本《三字经》，20元，这对于一些家长来说是不必要的付出，有些家长还专门跑来学校告状。

后来他把诵读比赛的视频发给家长们看，原先在小学只会背一两百字现代文的孩子，进入初一后，能背下一本书，“家长们感到很震撼”，所以尽管遭遇阻碍，高顺祥的诵读还是坚持做了下去。为了让学生爱好阅读古诗词，他还教学生们唱杨慎的《临江仙》、李叔同填词的《送别》，给他们放京剧和其他戏曲的著名片段。

在教学能力强的年轻教师不断向城市流动、优质的生源被城市吸纳、农村学校苦苦挣扎的现状下，高顺祥的尝试显得微不足道但又十分可贵。“我的父亲也在镇上的小学一直教到退休，这里就是我的家乡。”

欧云兰 （受访者提供/图）

行走在学生心尖上

书本究竟给学生带来了什么样的收获？欧云兰极少问学生。从事语文教学整整30年，鼓励学生阅读是出于她对书本的热爱，她坚信：爱读书的孩子更容易向善向上。

她童年记忆里清晰地记得这一幕：父母在生产队干了一天农活，回来还要做很多家务，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对欧云兰说：“到天井房间看看姐姐们在做什么，如果不是在看书，就叫上来做事；如果在看书，就悄悄地，别吵她们。”读书在家里人看来是天大的事，父母希望他们都不要“吃没有文化的苦头”。

欧云兰的大姐是她的小学语文老师，从小培养她阅读报刊和名著，在她心中播撒下启蒙的种子。走上工作岗位后，她也想做像大姐那样有责任、有爱心的施教有方的老师。从广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她回到高中母校执教语文。90年代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她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学校要求每个老师都订一份报刊，其他老师订的报纸每年只需二三十块钱，她订了《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每年至少用掉她一个月的工资。她觉得很值，“我订了还可以给学生看。”

她看到好的文章都忍不住跟学生分享，在语文晚自习课上念给学生听。为了省去学生抄的时间，她自学了钢板刻印，把蜡纸铺在钢板上，用铁笔刻下要打印的文章，再用油印机手工印刷出来。她印的第一篇文章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毕业多年后，那一届学生还记得，《我与地坛》上的油墨味特别浓，因为欧云兰第一次学油印，印好就迫不及待地发给学生阅读了。

在母校工作了8年，欧云兰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入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直教到现在。读书条件变好了，可她感到近十年来，语文不断地被边缘化，对学生来说，阅读课外书几乎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让她产生无力感。

她只能用她可支配的时间督促学生阅读。寒暑假时她极少布置语文作业，而是让学生读完她开的书单，自由地写读后感，或者交一本自己批注的书并分享，看哪位同学的圈点最有水平。放假之前，她还会自费买书奖励学生，“至少让我的学生知道老师喜欢读书，不仅喜欢读，还希望他们爱读书。”

得知广西即将采用“部编本”教材后，欧云兰就规划好要让学生读什么书，例如《乡土中国》的阅读，“只看这一本是不够的，还想给学生推荐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想办法‘夹缝中生存’，让学生达到基本的阅读量，视野尽可能拓展得更宽点。”

欧云兰不愿功利地去讨论阅读的作用，但她收到了一位学生发给她的文章，里面写道：

“我想我之所以喜爱文学，与我的初中时代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班里的同学都喜欢在平时写点东西，语文老师也能适时鼓励和支持我们写下去。我挺感谢语文欧老师的，至少她有不同于其他语文老师的思维，善于发现同学们的才华和灵气，不至于扼杀了自由思想家的灵魂。”

教书多年，她越来越感觉到，“语文是为人生奠基的学科，教师是行走在学生心尖上的职业，唯有慎之又慎的用心呵护，才能够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