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浩

1986年8月，本文作者范光棣(图左)和王浩(图右)合影。

王浩（1921—1995）是上世纪在西方最有名的华人哲学家，我小他十六岁，但我们有一段友谊我从来没报告过。

初识王浩

他的老师蒯因（Quine）在自传里有这么一段话：“王浩重返哈佛，和我们共事。他活得并不快乐，尽管一直都成功和幸运。我在1945年第一次和他通信时，他在中国生活得不愉快，想到美国来。在哈佛他是一位出色的研究生，但由于觉得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不开心。他认为只要有学术著作和拿到博士学位，一切便会不同；两者他都做到了，而且还成为哈佛学会（Society of Fellows）的初级会员。然而，他因为独身而仍然不快乐，所以便跟漂亮而能干的年青地质学家阚纫琼结婚。婚后他又不快乐了，两人便分居。当初级研究员的第三年，他去苏黎世与伯奈斯（Paul Bernays）一起做研究，并在那里写信告诉我，他得到快乐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哈佛获得教席。我们聘任了他，而且不要求他教任何他不想教的东西，可是，他仍然不快乐。他安排了一年休假，去了巴勒斯公司（Burroughs）工作，想看看自己是否会喜欢计算机行业。最后他接受了牛津的高级讲师教席，那是1964年的春天，当时我们正短暂地合作找出产生无限序数的利落方法。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公开对西方表示不满和坚定支持红色中国。”

1964年我刚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要离开夏威夷大学前，学校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我注意到海报中有王浩的名字，演讲的题目是“毛泽东的辩证法”，这在美国当时特别反共的情况下，是很大胆的动作，也只有他这样在学术界地位那么高的人才敢做，我那时也是毛泽东支持者，当然去听了，事后还跟他聊了一下。

在维特根斯坦研讨会上

第二次见到王浩，是二十多年后了。在德国一机场转机去奥地利参加研讨会的路上，我看到他坐在机场一角落地上看书，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说：“你是范光棣吧？好久不见了。”我说：“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