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电影人焦雄屏：三大电影节毫无进步，电影需尊重社会心理“硬需求”

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是首部获得该奖的亚洲电影。图为该片剧照。 （资料图/图）

2021年8月27日，由殷若昕导演，张子枫、张宥浩主演的《再见，少年》上映。它的监制是被称作“台湾电影教母”的焦雄屏。谈及《再见，少年》，焦雄屏觉得最大的惊喜是张子枫。她不到十八岁就演绎了一个情感丰富而分明、外在倔强又有主见的角色。如今，焦雄屏在影视行业已经耕耘四十年，监制是她新近的身份。在焦雄屏监制的电影中，《再见，少年》或许并不是最优秀的，却是她随潮流而进、伴时代同行的一个例证。

“大齿轮中间的任何一个小齿轮，都需要对时事、产业变化和市场作出非常细致的观察，并与时俱进，这是电影最可贵的地方。它永远反映时代的趋势，永远能够跟时代紧密结合。有些时候你可能对某些地方感到不满足或不喜欢，不好意思，这就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焦雄屏对南方周末表示。

从业四十年来，焦雄屏身上累积了多种身份，杂志总编、影评人、教授、译者、电影奖创始人、华语电影国际推广者、监制、节目制作人等。她视自己为“救火队”或者是“补洞者”，哪里的环境、制度有了缺憾，有需要补墙的地方，就会努力去做。

1987年，焦雄屏同杨德昌、侯孝贤等人起草《台湾电影宣言》，开埠台湾新电影运动；1990年前后，焦雄屏为《悲情城市》《霸王别姬》等电影做国际宣发；2000年前后，焦雄屏监制了《十七岁的单车》《蓝色大门》等一批优秀影片；2007和2008年，焦雄屏连任两届金马奖主席，推动一系列改革。

“拍更好的电影，让全世界知道台湾电影，这是我们当时最想做的事情”，焦雄屏说，“在那个年代投身于电影的人，大部分都是因为真正热爱电影，觉得自己可以为电影做些什么，没有市场没有地位，没有人想从中赚钱或得到大名声。”

改变陌生、无知和刻板印象

南方周末：电影行业的大多数职业你都从事过，你选择尝试不同身份的考虑是什么？

焦雄屏：当你把电影当做一生的职志（即职业志向），就会不断观察环境的需要。我常常把自己比喻成“救火队”或者是“补洞者”，哪里的环境、制度有了缺憾，有需要“补墙”的地方，我就会去。

比如“教授”的身份，我留学后一回台湾就是教授，教书的时候发现没有教科书，很多时候理解一些观念仅靠讲授是不够的，而给学生们下发讲义或笔记，还不如直接把教科书翻译出来。再比如“评论家”的身份，当时台湾的电影文化一片荒芜，我就会通过评论引领某些观念，为现实把脉。我还办过很多电影竞赛，在竞赛中给新导演或者是新思维的电影很多机会，相应地就把电影环境做了清理，使得一些旧的电影观念很快被淘汰。再比如“华语电影国际推广者”，我到国际上推动华语电影的营销和沟通，就会放下我的教授身份，为华语导演做翻译。台湾的、大陆的许多导演，连张艺谋、田壮壮等等，我都帮过忙。

南方周末：从1988年到1993年，你为华语电影的国际化做了许多工作。当时华语电影在世界格局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焦雄屏：在当时，国际电影宣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对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都只有模糊的印象，根本不清楚具体情况，被强迫着边走边学。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去威尼斯，我和侯孝贤从早到晚不断地接受访问，我一直帮他翻译。其他人比如吴念真、廖庆松、朱天文，早上醒来就看到我们两个已经在访谈了，他们就高兴地说：“我们出去玩了，再见！”我和侯孝贤看着他们去玩羡慕得要命。在威尼斯，我帮他做了七十场访问，讲到最后，侯孝贤的英文也进步了。起初有些问题他听不懂，当时人家问他为什么要用长镜头，他听不懂什么叫长镜头；人家问他场面调度如何如何，他也听不懂什么叫场面调度。那段时间对侯孝贤来说是“速成班”（Crash Course）的电影学教育：国际上最顶尖的高手向他提出非常好的美学观念问题，辅以我的提示和诠释，使他迅速学到很多电影知识。

电影创作者在国际上所受到的挑战，都会大大地帮助大家拓展认知。不管是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还是王家卫、关锦鹏，或是杨德昌、侯孝贤，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在飞速进步。

1988年第一次去欧洲，我们十几个人的大团队去意大利贝沙洛电影节（Pesaro Film Festival），那一次对于巩固华语电影的实力、促进与外界的沟通，都发挥了很大功效。所以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