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跟随张世英先生，修习德国哲学的岁月

本文作者邓安庆与张世英先生(坐者)。

在研究哲学的道路上，我是一位非常幸运的人，因为一般人一生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就已属万幸，而我一路上却遇到了多位好导师，他们都是术业有专攻的国内著名哲学家，这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运气。“好老师”之为“好老师”，一般人都能认同的标准，我想无非就是两点：一方面能把学生带到治学的正道上，把握国际学术的前沿方向和目前的问题所在；另一方面能以自己的灵魂照亮学生的灵魂，懂得人间道义之所在。因而有一位好导师，至少在逻辑上就具有了一个防御机制，防止学生因自学的任性而入门不正，走上歪道。至于学生最终能否修成正果，那实属自己修为的事情。张世英（1921-2020）先生是把我引入德国哲学正道上的第一位恩师：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回想自己跟张先生的师生缘，一直感慨万千，也许正因为充满了偶然，它在我心中总是被反复地回味和回想，虽然35年过去了，但一直仿若昨日，一些细节越随时间流淌，就越发清晰地定格在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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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从山东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海军工程学院（位于武汉汉口）政治部任政治教员，那真是一段青涩时光，既充满了军人的激情与浪漫，又烙刻着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摸爬滚打的艰辛与泪痕。当对部队的神圣感、新鲜感慢慢地转化为无法融入的陌生感时，与我一起从“地方大学”毕业一同入伍的7位“战友们”就产生了一个共同想法，早点考上研究生寻求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部队是否能让我们报考地方大学的研究生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而且能否在入职两年内就允许我们报考，对于军队大学也是第一次遇到的难题。与我同在一个教研室的一位山东大学历史系78级的老兄比我早来两年，也一直没有获得批准参加研究生考试，这使我考研的希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但决心已下，必须努力争取。一方面争取获批，另一方面争取联系到一位好老师。由于部队当时有规定，即使考上地方大学研究生的教员，也必须保留军籍，为了便于对我们的管理，一般不会批准考外地大学，只能考武汉本地的大学。这样倒让我的选择变得简单了。

当时，武汉大学的西方哲学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除了北京大学之外，其他大学很难与之相比，逻辑哲学、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方向有1940年代从美国求学回国的江天骥先生，他是国务院批准的文科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而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方向则有大名鼎鼎的陈修斋先生，著名的莱布尼茨专家；德国古典哲学有同样有名且以研究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特别见长的杨祖陶先生。加之我本科在山东大学学哲学时就认定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那既是哲学的最高峰，也必定是真正哲学的门槛，不从这个门槛进入哲学，就必定要走许多弯路。因此，我当时认定，只要部队允许我考研，我考武汉大学，考到陈修斋、杨祖陶先生门下研究德国古典哲学。

那是一个想着想着就能兴奋起来的年龄，于是我立即给当时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的本科同学汪俊昌兄写信，询问武汉大学西方哲学下一年的招生情况。大概过了一周后收到回信，然而，我的兴奋立即被打消了，因为武汉大学西方哲学一年招“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方向，隔一年才招德国古典哲学方向，而我要考的1986年恰恰不招德国古典哲学方向的学生。

让我难受的时候就在1985年底，经过我们共同努力，海军工程学院同意了我们从地方大学入伍的教员可以报考研究生，只是规定，与我一同入伍的从上海同济大学、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工科教员必须考海军工程学院本校研究生，而像我这样从地方大学入伍的文科教员则可以考武汉的大学，这本来是个绝对令我高兴的政策，然而因为武汉大学当年不招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而让我陷入好不容易可考却无法考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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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武汉大学德国古典哲学专业不考的痛苦煎熬了我好几个月，终于在1986年大概是3月中旬，才因教研室收到一封来自湖北大学的信而让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信上说，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在湖北大学成立了德国哲学研究所，要出版《德国哲学》丛刊，当年要招收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