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子弟，路在何方
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关键。在教育制度层面，当下教育资源分布的均衡化尤为重要。在社会制度层面，需要持续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完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支持体系。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黄剑
在教育与社会流动紧密联系的中国社会，高考被视为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对于农家学子来说尤其如此。恢复高考后，农家子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一度占据相当比重。而进入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领域的农村学生不断减少，不平等趋势出现增长。
“寒门难出贵子”的社会讨论背后，指向的是人们对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焦虑，以及对于“阶层固化”的担忧。在当下的语境里，“贵子”不仅仅意味着进入重点大学，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城市里立足。因此，这样的议论不局限于农家子弟群体，也不局限于是否进入高等教育，“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名词的出现，都源于一种社会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匮乏感和无力感。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程猛的博士论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正与此相关。他关注的是农家子弟进入精英大学过程中的文化生产，探究这一群体在阶层处境不利、社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何以进入精英大学，并试图揭示他们在跨越城乡边界，突破地域、身份、阶层等结构性屏障过程中的复杂情绪与自我重塑。
近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程猛，就城乡发展差异下的农村教育、农家子弟需要的社会支持、农村出身的代际性伤痛以及理想的社会上升通道等问题与他进行了对谈。
“也许他们原本什么都不缺乏”
人物周刊：你认为相比于城市孩子，农家子弟缺乏的是什么？特有的又是什么？
程猛：这要看文化情境，也许他们原本什么都不缺乏。之所以“缺乏”，是因为到了一个新的情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写，教授家的孩子到了田间捉蚱蜢，“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乡下孩子则“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城里的孩子到了农村会发现自己的“缺乏”，他不适应那样的生活和文化情境。而农村的孩子到了城市，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会变得“缺乏”。所以说，“缺失”和“富足”都是情境性的。如果失去了情境，直接认为农村的孩子好像是有某种缺失甚至缺陷，就忽略了他们所处的生活情境对个体的独特淬炼。
人物周刊：但城市化是必然的趋势，所以这个情境也是必然的？
程猛：对，这涉及到由什么样的农村进入到什么样的城市。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差别非常大，江浙地区的农村和中西部的农村差别也非常大。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城市往往会遭遇歧视和种种限制。人总是受益也受限于他生长和熟悉的生活情境。
人物周刊：你论文里写到农家子弟所拥有的底层文化资本，让人感觉这个群体缺失的是很多外在的东西，可是他们独有的、促使他们能够进入精英大学的其实只是一些主观的情感因素。
程猛：有情感的因素，偏心性的因素，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种特别的生命遭遇。在不断向外求学的过程中，原先乡村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经验与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境相遇、碰撞，这个过程会撞出来很多东西。心性和情感因素可以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可以成为一种特殊性质的文化资本，但同时也是一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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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